高官的退休生活：李鹏李瑞环著书立说捐稿费

2012年08月24日 08:55
来源：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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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官一身轻，这曾是苏东坡的感慨。与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不同，而今的官员卸任后，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很多仍会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余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级干部退休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对很多退休高官来说，退休后的生活模式也大不相同。有人选择著书立说，有人到高校等机构继续发挥余热，也有人过起田园躬耕生活……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只有当更多的“官员变平民”成为生活的常态，才彰显出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著书立说

“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

近年来，部分退休政要开始著书回忆个人经历。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都在退休后出版了个人著作。在部分著作中，一些当政时的思考及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一些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从2003年到2006年，李鹏出版了《众志绘宏图——— 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 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 李鹏人大日记》等4部日记体回忆著作。其中《众志绘宏图——— 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

据新华社2003年8月公开报道，从上世纪初开始提出三峡工程设想，到三峡水电站第一批水轮发电机组发电，历经了漫长的85年。李鹏1983年6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并且在1982年至2002年间15次考察三峡。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亲笔记录了这段历史。

《众志绘宏图——— 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是在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李瑞环退休后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之一也是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学哲学用哲学》。这本书收录了李瑞环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记录了李瑞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该书责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徐莉回忆，“首长(李瑞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记录着我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体会，在工作中掌握的哲学原理和哲学的思想方法。’他非常重视这部书。”

李岚清从2003年初后开始了退休生活。据公开报道看，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岚清教育访谈》，回忆任职时的经历；另一本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做音乐知识的普及。

在西方，写回忆录是卸任高官最快捷的赚钱方式，他们一旦卸任即面临再就业问题，因此往往前脚退下政坛，后脚就走进出版社。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例如李鹏就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对于其中的一些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认为，其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更以自我个性语言让群众看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执教高校

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

在退休的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退休后身体、精力还相当不错，他们往往到各种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继续发挥余热。也有不少官员选择拿起教鞭，执教高校。

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刚刚卸任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走马上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分析人士认为，赵启正出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华、北大和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级别上都上升到“部级”，成三足鼎立之势——— 此前，人大新闻教育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聘请新闻实务部门高级领导出任院领导方面，却一直落在后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年4月一经成立，即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无独有偶，比清华大学晚成立一个月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聘请了人民日报社前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做院长。

1998年，赵启正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在新闻办工作期间，他力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制度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从无到有。他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屈指论客”。

外界多把赵启正称为学者型官员。“我跟赵启正比较熟，听过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他批驳及澄清某报告在核武器制造等方面对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不是喊一般的口号，真的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关注赵启正对外工作表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记者。

而在2003年，复旦大学也曾迎来一位曾在中国官员行列中知名度名列前茅的人物——— 龙永图，出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龙永图曾坦率地说，对于复旦大学抛来的“绣球”，他曾思虑良久，最终决定接受礼聘，主要是相中复旦丰厚的研究资源，可以成为博鳌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机构。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也能够把当今国际上最热点的课题提供给复旦研究，并将后者的研究成果传至博鳌、引向全球。他将此称作是“博鳌亚洲论坛与国内著名学府的战略联盟、‘双赢’联线”。

近年来，一些中国高级官员退休后，选择进入高校或担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将此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一些部委和部属高校联合办学，部分官员开始出任兼职教授。另外，这种选择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卸任后，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退休后，成为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越来越多的官员离开了老一辈领导干部从一线退往各种社会组织或协会等的传统路径，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开创了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这种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马振岗认为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