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色欲横流” 修女教士姘居修道院(图)

2012年07月25日 08:24
来源：人民网 作者：爱德华·傅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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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影响的流播，不仅仅是民众耳濡目染坏榜样的结果。僧侣一贯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仅用于在经济上剥削大众，而且还用于满足私欲，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僧侣不仅看到修女的身体会色心大动；面对健壮的农家姑娘和姣好的城市小家碧玉，那高耸的胸脯自然也会叫他们欲火如炽。“噢，不仅仅是修女的身体叫人馋涎欲滴！”神父把手伸向农家姑娘时这样惊叹。僧侣在同平民百姓家的女人打交道时发情更多更快，因为他们执行的宗教职能使他们同俗家妇女接触，比同修女更多更密切。再说，他们同俗家妇女谈情说爱的危险较小，至少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农民或市民的妻子一旦怀了孕，那个下了种的僧侣可以不必善其后，因为可以推到丈夫的头上。因此，他作为神父的活动给他渴求的享乐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好色的僧倡能够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女人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教会的仆人演变成一味追求享乐的人之后，便会经常利用教会的权力、教会的统治手段来为他淫逸的生活服务。这些手段中主要的是听忏悔。听忏悔和忏悔室为勾引女人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听忏悔的神父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提出最最隐秘的问题。通过这个办法，听忏悔成了教会最重要最有力的政治统治手段，而好色的神父可以同时既为教会又为自己捞便宜。几百年来，几十万神父就是这样干的，而且至今还在这样干。许许多多僧侣猥亵的邪念倾注在勾引那些同他们接触的纯真女性上，兴致勃勃地聆听美貌的“女罪人”向他们倾诉最最隐秘的私情，或者把无邪的少女、盼望婚日到来的未婚妻或少妇弄得春情荡漾。

但，忏悔室里不仅仅是意淫。千百万妇女屈从于教会对心灵的统治，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也失去了贞洁。在那里，良知最容易麻木，怀疑最容易消释：神父只要宣布他的牺牲品的罪孽不是罪孽而是美德，就可以达到目的。几十万愚昧的妇女真诚地相信，她们心甘情愿地满足忏悔师最最放态的欲望便算是侍奉天主。薄伽丘那篇关于隐士阿利贝克的大胆的小说，是对这一类风化状况的经典的讽刺。许多教堂的忏悔室是人类有史以来为普里阿波斯和维纳斯建造的祭坛中最最卑污的。

关于这一点，可资佐证的是，连教会都无法容忍，决定干预，颁布了一些法令。1322年在牛津会议上，禁止“在黑魅魅的地方听女性忏悔”。三百年后，在1617年，坎伯雷大主教决定，“听女性忏悔不得在法器保藏室，须在教堂内宽敞的地方，“如果黑暗，须点蜡烛”。教会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至少在教堂内，限制神父对妇女动辄采取过于露骨的“救赎和祝福”的手法。

不言而喻，这类法令收效甚微，因为忏悔师有权邀请做忏悔的人去他的住处，或者随意到做忏悔的人的家里去。他的家访，一贯被认为是被访者的荣幸。在忏悔室里开头的喜剧，往往在这里演到了底，顺手到什么程度，自然取决于情势。有些忏悔室里演出的爱情话剧，比最热闹的妓院里更加放荡，所以有些社区，不仅所有年已及笄的少女都成了神父的玩物，连风韵犹存的妇女也无一幸免。在这些地方，母亲怀里的婴儿，往往是神父积极为女教徒祝福才出世的。谢肉节戏剧《论乡间居民》中说：

“你这样扯谎，真该天打五雷轰。我不过是不想叫你的朋友们看不起你，才没有说出你的姊姊至少已经同神父生了三个孩子。”

柯腾巴赫在他的《1523年马丁路德的辩护和责任》中，关于忏悔的结果这样写道：

“忏悔的第一个果实，是肚子里的果实，因为通过忏悔，有不少名叫私生子的孩子来到人间。他们的父母是忏悔师和做忏悔的女教徒。如果丈夫自无一用，那就得让忏悔师来帮忙。有时，忏悔师要同时安慰三十个女子。男人呵！你们真傻，竟让他们勾引你们的妻子、女儿和使女！”

上面提到过的台纳兄弟的作品中谈道：

“帕多瓦有个隐居修道士，是奥古斯丁会的僧侣，名叫安昔米罗。他把向他做忏悔的女子几乎个个都糟蹋了。后来他被控告，责令他把强奸的人一一说出来。他列举了本城高门大族许多少女和妇人的名字，其中也有审问他的秘书的妻子。在布雷西亚，一个神父开导那些向他做忏悔的妇女，说，她们对她们丈夫尽的义务，也得向他交纳什一税。”

一旦言语和手势都使不上劲，就用花招；而如果花招也失败，那就使用暴力，成千上万的女子在法衣圣器室，在神父的寓所，在自己的家里，甚至在忏悔室里横遭强暴。凯撒斯堡的海勒对他的同道弟兄提出了控诉状：

“你同妓女鬼混，你欺骗少女，蹂躏寡妇和有夫之妇，你糟蹋做忏悔的女子，且不说你破坏神圣婚姻的无耻，且不说为了你的无耻该把你活活烧死。”

每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足可以写一大本书，在作恶多端的行列里，既有社会的各个阶级，也有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横陈在主教们柔软的床榻上的，有自愿或被迫奉献的贵族或市民阶级的丽人；而在隐居修道士狭小的禅房里，硬板床上躺着老百姓家的女仆.。老百姓有句谚语：“把僧侣放进门，他就要进里屋；把他放进里屋，他就要上床。”这话像数学定理一样的推翻不了，因为有上千个确凿的事实做证据。

老百姓在同修道院打交道时也得到类似的经验。“神父说：我爱我的羊群，但母羊比公羊更好。”僧侣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且热心地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谁把老婆送到修道院里来，那他要什么都能得到，还奉送他一个孩子。”修道院里的女仆，她们的遭遇自然也常常如此。在男修道院中，市民和农民的妻子被僧侣勾引；而在女修道院里，她们则成为拉皮条的对象。

秦美伦纪事中说的不无根据：“聪明人不会让他虔诚的妻女到女修道院里去，而让她们待在家里，因为女修道院只能把她们教得很坏。”这位纪事作家强调“很坏”。

中世纪末及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修道院不是神圣的场所，不是在那里持斋、戒色、祈祷，而是在那里拚命享受生活的乐趣。在这些修道院里，连平常的日子都过得并不清苦，而在节日里更是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农村里至今还是这样)大吃大喝，弹弹唱唱，当然也少不了跳舞，跳舞得是男人同姑娘跳，那才有意思；光有男人跳的舞，那是开玩笑！——所以，从来不缺姑娘，而且，参加晚会的姑娘很少没有被主人温存一番的：僧侣在清静的禅房里以极其形象的方式向她们证明，“僧袍绝不表示戒色”。

凯撒斯堡的海勒根据他亲身的经验，对这一套十分清楚。下面这段话大概是他的经验之谈：

“如果在赶集的日子或者在别的时间，妇女去修道院同僧侣跳舞，然后又到他们的禅房里去单独谈话，那是明显的耻辱，不能听之任之。男修道院里不能有妇女，许多妇女进修道院时还是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离开时已经成了婊子。”

如果寻欢作乐仅止于此，还有可说。有的更恶劣。有时，偶然(偶然性是个好帮手)灯火熄灭，那就不必叫朋友或女朋友到单身禅房或僻静的角落去两人合唱快乐的赞美诗。秦美伦纪事中提到，有一次，在女修道院里做客的几个贵族用这样的方法给沉沦在情欲中的修女“赦了罪”。

由于这类事实的存在，“修道院钟楼的影子都能叫人生孩子”或“在修道院的阴影里寸草不生，只有女人会生”之类的俗话谚语，这些被老百姓当做福音书来相信的俗话谚语，是对现实的评说，无非稍稍夸张了一些。可也因此而突显了事物的本质。

我们知道，人民曾经多次起事，企图反抗卑鄙龌龊的僧侣，但大多没有获胜，至多只取得局部的成功。这并不是因为民愤不够强烈，而是因为教会勾搭上了强大的统治阶级；或者，例如在意大利，几乎生活的全部经济基础都牢牢地掌握在教会手里。面对这样的原因，连最最强烈的道德义愤都无能为力。如果道德义愤激发的人民起事居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仍然是那些经济原因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战胜教会的统治是各国同样迫切的生存利益。

德国更是这样。

因此，德国早于其他国家，在16世纪，教会的实际道德已不再对社会道德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