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解读《甄嬛传》:弘历继位是权力之争的产物
雍正皇帝的继位,使允禩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雍正皇帝在秘密建储中以弘历为储嗣,弘时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永远丧失。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一共同原因,使弘时与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对雍正皇帝产生极大不满。从实质上看,雍正皇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皇帝继位后与弘时之间矛盾的发展,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储之举以及雍正皇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逐步升级,对于他与弘时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雍正皇帝继位初始,对弘时尚怀有父子之情,为其择师一事,颇费心思。元年(1723)冬,56岁的安庆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见,授翰林院编修,“命在三阿哥书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苏宝应,自幼师从叔父王式丹,“刻厉笃志,耻为标榜声誉,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雍正皇帝特从千里之外,找来一位惟谨惟慎,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宿儒,专门辅导弘时的学习,用心可谓良苦。这说明他对弘时尚抱有一定希望,认为后者或许能够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有所长进,改弦更张,使父子关系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远被雍正皇帝选做弘历与弘昼的师傅之一。史载,王懋竑上任后,与蔡世远“同侍内廷,卯入酉出,敬谨奔走”。看来,雍正皇帝继位后,即阖家迁入紫禁城皇宫,弘时虽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宫内,并未分府另居。雍正皇帝所称弘时“断不可留于宫庭,”即指此而言。
清宫每年岁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颁赐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命书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亲诣养心殿”。适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书房,不得与赐,而蔡公独得之。次日,三阿哥言当请赐”,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请”,与户部尚书张廷玉相商,张廷玉对他的态度深表赞赏。这件事中,弘时的率直性格与王懋竑的谨小慎微作风,都表露无遗。弘时的“奉差”则表明,此时雍正皇帝与弘时的关系尚未破裂。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丧还乡,雍正皇帝令其“治丧毕即来京,不必俟三年满”。说明在他看来,王懋竑对弘时的规劝与教育,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是年冬暮,有从京师至江南办事的官员见到王懋竑,“促来春进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属望之意。”足见弘时对师傅王懋竑颇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时的情况还属正常。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间,王懋竑扶病返京,但“养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归里。有关史籍记述他返京后的情况时,都只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时这时已出事,雍正皇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当发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养疴与休致,同他为避祸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许也有一定内在联系。
促使雍正皇帝与弘时关系急剧恶化的具体原因与过程,已无考,但看来与清除反对派的进程,息息相关。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后,因“三年服阙”,雍正皇帝不再有所顾忌,打击力度随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时因储位落空而与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际,也恰是雍正皇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正是在此期间,弘时的立场完全转向允禩等人,同雍正皇帝的关系彻底破裂,按照他的禀性,甚至还可能公开表示对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对雍正皇帝的非议。这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允禩等人也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拉拢。弘时在受到被逐出宫、勒令为允禩之子的严惩后,并未退缩,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皇帝将允禩、允禟等人从玉牒除名仅仅一个月后,对弘时也予以同样惩处。三年(1725年)春夏之间,雍正皇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不仅是为“教导”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警告仍“以允禩为屈抑”的诸王大臣们,“使知儆戒”。弘时被除宗籍,交与允祹“养瞻”后,其心情与处境皆可想见。仅仅挨过一年半,24岁的弘时便郁郁而终,也是不难预料之事。
弘时事件,不仅是雍正皇帝个人家庭生活中的一幕悲剧,而且是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满族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产物。雍正皇帝在清除反对派的斗争中株连甚众,打击面过宽,以致遭到众多皇室、贵族成员及朝臣们的抵制与暗中指责。这一不满情绪与舆论势头之大,甚至冲击到雍正皇帝本人的家庭,连其亲子也加入反对派营垒,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雍正皇帝对弘时的严惩,只是可以泄愤于一时,却无法改变他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孤立处境。乾隆皇帝继位后,立即着手解决宗室成员所受惩处问题,释放允禵等人,恢复弘时的宗籍,并辅以其它一系列纠偏措施。这固然是为了促进宗室内部团结,以巩固统治,但也间接表明,即使是雍正皇帝所选定的嗣皇帝,对于他的有关做法,同样怀有异议,只是隐而不露罢了。
弘时事件发生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由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向秘密建储制嬗变的转型时期,是两种皇位继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弘时对储位的希冀,表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观念,对他已有较深影响,使之不自觉地以此做为要求雍正皇帝立己为嗣的根据。他在价值观等方面,同清朝入关初期的皇子(如顺治皇帝之子,实际为皇长子的福全以及康熙皇帝长子允禔)相比较,已有明显不同,受到汉文化熏陶而留下的印记,在他身上更为突出。
秘密建储的实施,并不能完全消除皇子对储位的希冀,更无从根绝他们的权力欲望。弘时在雍正初年政治风云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生动实例,此后清朝的历史,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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