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御史大夫养车花一半年薪 家中吃糟糠穿短衣

2012年07月12日 08:58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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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车型更新快 用车成本高 豪华型车销量比经济型车好

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黑金》，梁家辉演的黑社会老大开会，一小头目迟到，老大问他为啥迟到，小头目答：“堵车”。老大又问：“开什么车？”小头目答：“马叉达”。老大不屑地说：“怪不得你堵车，原来是开马叉达，开马叉达的人没资格在我们这里开会，请回吧。”

不知马叉达公司与该影片制作方有何过节，居然被贬损到这般地步，而令我最震惊的是：堵车居然和开什么车有关系？别怪路面堵，只怪你的车不争气，但归根到底是车主不争气，买个堵路的车——梁家辉说话，真黑。

这车，不只堵路面，也堵车主的心，而添堵的车，不只是机动车，也包括马车；苦逼的车主，不只是电影里的小头目，也有大汉帝国的中央大员———

特使陆贾吹嘘汉朝“车流量”

车辆的拥有数量，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古代也如此？大学的时候读《史记 苏秦列传》，那个叫苏秦的无业游民去游说齐宣王参与抗秦联盟，为了增强信心，让齐国领导人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可与秦国对抗的，苏秦大肆宣扬了齐国这个沿海国家的繁荣富强，从工商业到军工业，到娱乐业，列举了各方面的指标，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社会的车辆拥有量很大，尤其是在首都临淄，市区的车辆拥挤到了车轴与车轴摩擦，你的车头顶着他的车尾，他的车轮扛着我的车轴的地步，“临淄之涂，车毂击。”

言下之意就是：就凭你们齐国手里拥有这么多车，还怕什么秦国。车多就是强国，这是外交家苏秦的逻辑，而且也被齐宣王所认同。

到了汉朝，经过伟大的诛秦革命和楚汉革命之后，大汉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内战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上的车辆拥有量急剧减少。

国家元首要的总统专车，想要配齐清一色的马匹都不行。国家虽然穷，物力艰难至斯，但统一大业不能马虎，当时的南方，正盘踞着秦帝国的残余武装势力——赵佗军团。

赵佗似乎在策划一汉一越的政治分裂版图，但他毕竟是河北人氏，心存中原，在这个事关统一或分裂命运的紧急关头，汉朝中央政府派了特使陆贾前去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家很穷，在物力方面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但再穷也不能耽误统一，陆贾部长为了让赵佗回到统一的原则上来，他不惜将大汉帝国未来的繁荣景象预支到当下来描述：“人众车舆，万物殷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汉朝的车辆拥有量很大。由于信息不对称，赵佗也就信了：人多车多，能不强大吗？从而放弃分裂立场。在维护统一方面，“车”这个指标，立有不朽的功勋。

汉朝经济飞速发展

当然，陆贾部长也不是开空头支票，他明白，在休养生息政策的引导下，经济的成长前景是可预见的，车多是迟早的事。果然，整个国家老老实实休养生息，官不折腾民，民不骚扰官，也没想过以大型建设和开发来制造经济增长点，汉文帝连建个露台都想了又想，居然放弃，在这种“萧规曹随”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下，经济居然发展起来了，内需也刺激起来了，大家有钱了，就去买车，当然买的是马车。

汉朝车型更新频繁 淘汰率高 豪华车走俏

没想到，大汉帝国也堵车了，从西汉堵到东汉，从长安堵到洛阳。最重要的是，统治阶层的心也添堵。

当时的路面状况如何呢？西汉的路面状况，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描述，但从用车情况可见一斑，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用车标准在放宽，豪华车在普及，本来规定国家元首用的车，可地方上的省长，京城里的高官子弟，也敢用了，司马迁就记录：“车服拟于天子”，用车能跟国家元首相比。

牛马车舆 填塞道路

原来只有老大可以用，如今你也用，我也用，原来首都地区就一辆悍马，如今悍马跟白菜一样多，路面的拥堵也可想而知。到东汉，更有直观的记录，当时的王符教授说：牛车和马车，塞满了道路，“牛马车舆，填塞道路”。估计王教授去上班的时候被堵得厉害，故而有此叹。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车辆的需求花样翻新，当时的车辆产销频率相当快，车型淘汰率也很高，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车不累期”，用车还没用够时限，就淘汰了，车主再追新的车型。

车多了，广大的有识之士却忧虑起来，倒不是担心空气污染，虽然拉马屎会臭一点，但也不至于破坏臭氧层，汉朝人老实，不至于像当下某些专家拿人打饱嗝放屁会破坏环境，因而要收“放屁税”来讹人。

当时的有识之士主要是担心普通官员和老百姓车多了，尤其是豪华车多了，就不会把上级官吏放在眼里，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管理架构，你想想，你皇帝开的无非是劳斯莱斯，我一个当大臣的还开布加迪威航呢，谁比谁差呀？用车标准放开了，那种对上级的亵慢之心也就产生了。

在一个封建威权社会，老百姓不怕当官的，官小的不怕官大的，这社会怎么运转啊？

因此，广大的有识之士，社会精英提出要限制马车的使用，在汉昭帝时期举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盐铁会）上，就有会议代表提出“节车舆”的口号。

其实在之前的前任国家元首——汉武帝，已经对车辆进行课税，提高用车成本，其实是等于间接限制使用，但似乎效果不算大。

汉武帝时期，制定了民间车辆的课税标准。除了公用车辆和军用车辆，民间用车和商务用车时要交税的，一匹“马力”的民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一百二十个大钱，一匹“马力”的商务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二百四十个大钱，按这个比例算，车越豪华，交税越高。

偷漏车马税要罚没财产

交的税费贴补国用，因为前线正远征匈奴呢。税费太高，咱偷税漏税行不行？不行，成本太高。

当时的大法官张汤提议：谁敢偷漏车马税，罚没车主车辆和家产，还要上前线当一年兵。

然而，国家调节用车的效果不是太明显，用车标准还是往豪华型方向发展，当时的豪华型用车叫“侈车”，经济型用车叫“俭车”，“侈车”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大，可能当时的各家“4S店”以豪华车型为主打产品。

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和经济学家喊出的“节车舆”口号，主要是针对豪华型用车的，社会风气如此，面子观念强的车主自然也是咬牙支撑，艰难度日，正所谓有房有车，一贫如洗。

年薪二千石 养车占一半

作为汉朝的官员，肯定是有私家车的，中央干部更不用说，而且用车有严格的规定，你是部级官员，就不能用厅级官员的车，否则开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孔子是鲁国的司法长官，有专门用车，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颜回的爸爸想借孔老师的车给儿子送葬，想儿子的葬礼风光一点。哪里想到，孔老师平日里最器重颜回同学，这一回却不答应了，理由是：我处于士大夫的行列，是厅级干部 ，怎么能不遵守用车制度，擅自拿厅级级别的车给普通学生送葬呢？

为了养车御史大夫家人吃糟糠

既然官员不能降级使用车辆，而汉朝的用车市场，是朝着豪华型发展的，养车用车，那费用不是一般的贵。那时候的车辆动力不是石油，是马，真正的“马力”车，而马的费用如何？

司马迁说“马一匹则百金”，则是汉初的用车“油费”，到汉昭帝时候的全国经济工作会上公布的数据表明，一辆豪华车一年的费用为一千石粮食，那时候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27市斤，也就是27000市斤粮食。

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一位苦不堪言的中央官员级别的车主。这位车主叫贡禹。贡禹先生级别很高，是汉元帝时候的御史大夫，这个官职是可以顶替丞相用的，年薪是“中二千石”，也就是比二千石稍高，大概是2160石。听起来挺吓人的，可把用车费算进去，就更吓人了：一辆车年用费一千石，可贡大人一年的工资奖金也就两千石，养车养掉年薪的一半。

那么大一辆豪华车放在家里，一年吃一千石米，人的胃口就得节省了，堂堂副丞相家里，居然吃“糟糠”，穿得也清凉，都是短衣服。而且这费用还不能节省，因为是什么级别，就得用什么级别的车。

既然养不起车，那就整点灰色收入吧？可怜贡禹先生是位清官，只能硬碰硬用年薪养车。他有一回向皇帝诉苦：领导啊，为了养这辆破车，我卖了家里一百三十亩田呢。

正是基于养车之苦，贡禹先生对社会上的豪华用车标准极为痛恨，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狠话：全国的车辆拥有量，应该减掉三分之二。“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这都是给养车逼出来的狠招。

刘哥曰：

忍不住要向汉朝那位养不起车的御史大夫致以崇高的敬意，致以历史的敬意，致以民族的敬意。

养不起车的官员，于私而言，不是成功的车主，但于公而言，绝对是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