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俄罗斯文学的女性情结：女人具有健康的力量

2012年01月10日 07:52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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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分别为克拉姆斯柯依的作品《无名女郎》（局部）、《散着辫子的少女》（局部）和《无法慰藉的悲痛》（局部）。

西方诗人素来有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心理传统。远古有为争夺美女海伦而死伤数十万勇士的特洛伊战争，但交战双方都没有把海伦视为祸水，在荷马史诗中更是一再颂扬她的美貌，英雄们为争夺美女而战死是崇高而光荣的业绩。这一脉浪漫之音千百年来不绝如缕，化入西方人的心灵深处，即使在刻板的中世纪艺术中也能找到悠远的回音——中世纪的骑士小说主人公往往把赢得美人的芳心看得高出忠君和护教；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但丁因为对凡间美女的爱情而获得游历天国的权利。或许西方诗人勃发的创造激情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那千载而下的对女性的迷恋？

俄罗斯人的生活条件十分严酷，广阔而荒凉的巨大空间对俄罗斯来说既是天赐的财富，又是沉重的负担。俄国的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罗斯民族由于无力征服自己无限的国土，因而缺乏能赋予形式和规则的男子气概，俄罗斯人天性中更多的是女性的顺从和非理性情绪，集中表现为圣母崇拜。公元9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人们认为基督是末日的审判者，在基督面前一切罪人都在劫难逃。而圣母与基督同处天国，是严厉刚毅的神与软弱无助的人之间的中介，她是全体罗斯的保护人。与此信仰相关，圣母的圣像具有强大的法力，在游牧民族攻打基辅城时，罗斯人曾把圣母像悬挂在城墙上作为信徒的护佑。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具有许多矛盾的特性，比如崇尚威权统治，同时也向往无政府主义。沙皇帝国是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军事制度的渗透，而无政府主义更符合俄罗斯人的天性——历史上的自由逃民、旧教派信徒、漫游大地的朝圣者即是明证。历史上父权社会战胜母权社会，建立起严格体制，在神话中得到象征性的反映：希腊神话中宙斯奥林匹亚神统的确立终结了地母该亚的混沌世界，代表光明和知识的阿波罗神照耀大地，但光明之下仍掩藏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秘密反抗。这一反抗经尼采浓墨渲染后却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暗自契合，俄罗斯仿佛那启蒙理性的阿波罗之光所遗漏的巴克斯酒泉之乡。在这片土地上，俄罗斯人把自发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若是不能达到完善的理想，便情愿陷入罪恶的地狱。在生活重压之下他们狂饮烂醉，歇斯底里，乃至无恶不作，其实都是理想被现实击破后痛苦的发泄，绝望的呼号，和对自身责任的逃避。他们缺少海明威所说“在重压下保持优雅”的男子汉气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中，有一个家庭因贫困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堕落风尘。家中本该挑起重担的男主人马尔梅拉多夫，却完全被生活压垮，沦为酒鬼，一方面对自己的软弱诅咒绝望，另一方面更加彻底地陷入生活的污泥。他在酒杯中寻求的不是快乐，而是悲痛和眼泪，唯一幻想的只有基督的同情和拯救。尼采说基督教是弱者的福音，难怪俄国男人在遭遇挫折后，难以奋发起卧薪尝胆的斗志，却经常自暴自弃，在宗教中寻求宽慰。

与此相反，俄罗斯的女人则具有更加健康的力量。俄罗斯艺术家塑造了一系列俄罗斯的妻子们、少女们、母亲们的经典形象。诗人们把最美好的诗歌献给身边的女性，歌唱俄罗斯妇女的美丽、纯洁、善良、忠贞、勤劳、勇敢。俄罗斯的理想、俄罗斯的性格在她们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面对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命运，她们坚忍不拔、苦撑危局，似乎为俄国未来的得救提供了担保。她们的精神境界、行为举止令多少壮士男儿自惭形秽，使多少英雄豪杰黯然失色，然而她们的命运又是那么的艰难，她们需要抗争的不仅有社会的腐败、环境的庸俗，还有潜藏于人心的偏见和守旧。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自幼接受乡村大自然风光和民间童话的滋养，丝毫没有沾染上贵族社会里的庸俗浅薄。青年时她不顾习俗阻挠，主动追求爱情；成年后嫁给一位年迈的将军，却顶住了初恋情人的诱惑，坚定地站在传统道德的一边。这种情感的节制营造出极度优雅的诗意：无论是固守死水一潭的外省乡村，还是身处灯红酒绿的上层沙龙，她的神态永远镇定自若，她的谈吐始终典雅高贵，因为她一直保持着对于美和善的纯真渴望，那一片热烈忠诚的赤子之心。

普希金之后的历代文学家，在塔吉雅娜的感召下，都从俄罗斯女性身上体会到真正的美和艺术的自由。在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作品中，作家通过一个个贵族家庭的变迁和年轻女性的爱情故事，成功地反映出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其女主人公与优柔寡断、过早衰老的男主人公相比，显得充满民族智慧和青春朝气，她们的选择竟成为俄国优秀的青年男子们所信奉的真理的试金石。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热切渴望积极的爱的奥尔迦一反欧洲睡美人的童话模式，甘愿燃烧自己来唤醒沉睡的王子，希望拯救被贵族习气毒害而无力自拔的奥勃洛摩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代表剧作《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涅克拉索夫在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作中，描绘了“妻子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勇敢地踏上了西伯利亚的流放路程，严酷的自然环境摧残了她们的健康，却无法磨损她们对于爱情和真理的忠贞不屈。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最高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他们笔下，理想的女性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典范：前文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中所赞美的“圣洁的妓女”，为了自己的亲人甘愿牺牲一切，以痛苦和眼泪为自己施洗，在精神上拯救堕落的父亲和犯下罪孽的未婚夫，在极度贬抑后获得极度的升华；托尔斯泰热烈赞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青春少女娜塔莎和年轻少妇安娜，全身心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在爱情的欢乐和积极的抗争中，她们用自己对纯洁生活的全部渴望，驳斥精神上的一切虚伪。

20世纪初，高尔基的不朽名作《母亲》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中描绘的母亲呼应了圣母牺牲亲子的情节，她支持儿子神圣的事业，目睹了儿子受到审判后，毅然承担起儿子未竟的重任。当俄罗斯的男性精神萎靡，或身陷囹圄之时，正是这些俄罗斯的女性表现出“重压之下的优雅”。

俄罗斯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历经坎坷却保持坚韧，屡遭打击却依然顽强，柔弱女性的温婉哀怨，始终伴随着雄壮的哥萨克军歌，缭绕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