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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Prada的“农民”蔡国强:受祖母和毛泽东影响大

2011年11月17日 07:50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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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

都说,城里人往上数三代,都可能是农民。不过,我听过的为农民做的最有力辩护来自艺术家蔡国强,他说:“80年代末我出国时,中国人在外国人看来都不是城里人,都是农民。”

那次去他由清末四合院改建的工作室拜访,他正吃着早餐,一碗白粥、一碟酱菜。此前,他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他在办公室供了尊岭南观音。

蔡国强的精神气质是农民式的,其精神资源大量来自故乡。说蔡国强像农民或者干脆就是个农民,并非对他的污名化。

古城泉州是蔡国强的出生地,他“文革”期间因入选市宣传队而避开了上山下乡,但是,家住环城河边,母亲常在河边浣洗衣服,河对面就是农村。少年习武的蔡国强每天早上沿着环城河跑步,对岸的农村风物尽收眼底。逢年过节,乡下的穷亲戚会送来很多土特产。这些,让“国际蔡”在与农民交往时并无隔膜。

2001年上海APEC大型景观焰火表演及北京奥运会夜空的“大脚印”,让蔡国强的火药及爆破创作更是家喻户晓,这“乱搞的艺术”其实部分源于“福建乡下很喜欢放鞭炮的”那种少年记忆。

1986年他东渡日本,1995年转战纽约并在东村设立工作室,拿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大奖,与徐冰、谷文达、黄永砯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四大金刚”。可以说,蔡国强足够洋气了。

但是,在美国住了十多年的他能说的英文也就那么几句。助手去上卫生间时,如果恰好有外国人来访,他就会非常紧张,只能敷衍几句或拖到助手回来。初到日本时,蔡国强去语言学校很快学会了日语。到美国后,也报了英语课,但借助英日字典的学习非常吃力。一次,与太太在一家低档餐厅用餐,一名黑人说了声“Excuse me”,便顺走了他放在椅背上的书包。报警时,解释了大半天,警察才明白事情原委。循着指点去路边垃圾桶找书包,却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此后,蔡国强放弃了英语学习,也因此减少了不少社交活动。业余,他订阅日文版《国家地理杂志》、《新闻周刊》及中文版《亚洲周刊》,常看晚十点的中文电视新闻。《纽约时报》也是他长期订阅的,常在周末拿出一大叠来集中阅读,当然是以看新闻照片、报纸版式为主,语言局限逼着他“从视觉上寻找作品意涵”。

祖母和毛泽东是对蔡国强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的风水观、对火药的创造性借用,都与祖母的影响很有关系。当年初到东京,主动送到各画廊的画作乏人问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鼓励了他,让他转从磐城那样的海边小村镇办起展览。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参与,他把海报贴在磐城的餐厅和咖啡馆,“十美金就可以买一米来炸”。

十余年来,“威尼斯收租院”(1999)和“农民达芬奇”(2010)成为蔡国强的两大代表性农民题材创作: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他邀请1965年版《收租院》作者之一龙绪理,由其带领几位年轻雕塑家及当地雕塑系学生,现场展示《收租院》的雕塑过程。这一备受争议的装置荣获金狮奖后,在世界各地持续巡展。

蔡国强是最能理解中国农民、最愿为之代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去年3月,他在中国寻访了9位农民发明家,收购了他们的飞碟、飞机和潜水艇,将其搬进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幕首展上。

针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主题,他喊出了“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飞起来”和“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三个口号——这可是很国际化很形而上的“农民”才能折腾出来的哦。

回忆那场开幕式,“农民”蔡国强的坦诚让我为之动容:“我不会刻意地穿很朴实的衣服,我也会穿Prada(编者注:著名国际奢侈品牌),会穿名牌,我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责任编辑:马靖雯] 标签:农民 蔡国强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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