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按儒法分界，管仲大概是要被划为法家的，后世之人总是将他冠之于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韩非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之首，把他当作法家的先驱。孔子要比管仲小172岁，他出生之时，管仲已经去世90多年。管仲无缘参加后世的百家争鸣，孔子也无法与管仲进行儒法斗争。看看孔子怎么评说管仲，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在《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的有四处。

有一处明显是贬的，而且贬得很有儒家的特色。这一段话就在《八佾篇第三》之中，大概说他器量狭小，不知节俭，更不知礼，几乎什么都要与诸侯国的君主一样——“邦君树塞门（筑在大门外的矮墙），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类似茶几的土墩），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孔子那边，一个“礼”字的分量是很重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管仲既不知礼，又何言仁？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孔子“小管仲”，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夫子应他的弟子所问，对郑国的子产、子西做了评价之后，也评说了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夺了那一位齐国大夫的采邑，还让人家老得牙齿都掉光了也没有怨言，这无异是说，管仲这个人很厉害，很有手腕。可谓褒中有贬。难怪此语中的“人也”，有人翻译成“是个仁人”，也有人翻译成“是个人物”。 这种褒中有贬或贬中有褒，反映的或许正是他对管仲的矛盾心态。

反映这种矛盾心态的，见之于刘向《说苑·臣术》的也有一例：子贡问史上之名臣，齐国的，孔子说的是鲍叔，郑国的，孔子说的是子皮。子贡说：不对吧，应当是齐有管仲，郑有子产。孔子于是便说了一通“荐贤贤于贤”的道理：“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却没听说管仲也曾有荐贤之举。

《宪问篇第十四》中还有两处，却是完全赞赏管仲，甚至为管仲辩说的了。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相争失利被杀，召忽与管仲都是公子纠的智囊，召忽以自杀尽忠，管仲当了公子纠的政敌小白即齐桓公的宰相。子路与子贡就此对管仲之“仁”提出质疑。孔子对子路说了“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事，将此归功于管仲，还连声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对子贡则说：管仲为相，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使民众至今仍受他带来的实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早就成为蛮夷之人了。还反问子贡：管仲难道能像普通人一样只顾着为主子尽忠而忘了天下百姓，在山沟里自杀而不为人知吗！如此这般评说，从大处着眼，全不拘泥于小节。

同是评说管仲，却是贬褒不一。若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也可以引发一场“语录仗”的。一派说：“子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一派说：“子曰：如其仁！如其仁！”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难怪王充会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关于管仲的“礼”与“仁”，孔子评说贬褒不一，我以为有两种可能：

或是因为答问的对象不同。《论语》中多有孔子答人问仁、问政的，都因提问人的身份或性格不同而不同。最典型的是子路与冉求问“闻斯行诸”（听说这是好事就去做），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他的解释是：冉求谦退，所以促进他；子路好胜，所以抑制他。评说管仲，也系答人所问。他说管仲器量狭小，不知节俭，更不知礼的那一次，提问的人，《论语》只说“或曰”，后人也未知其谁。假如此人也有“僭越”之念而想引管仲为例，孔子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不也很自然吗？

或是因为评说的时期不同。人的认识，既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孔夫子自然也不例外。孔夫子的弟子们曾有设想，假如给孔子一个平台，他也一定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这毕竟只是假设，真把这个平台给他了，按他的主张以礼让治国，是否就能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是一个未知数。管仲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使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奇迹的。孔夫子怎能视而不见？

在此二者之中，我倾向于后面一种。刘向《说苑·尊贤》说到这样一件事：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管仲说了三个“不能”，齐桓公都遂了他的心愿，使他以“贱”为“贵”，以“贫”为“富”，以“疏”为“亲”。对此，孔子是这样评说的：“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这简直就是对于“管仲知礼，孰不知礼”那一条的直接颠覆。

儒家的老祖宗能克服本身思想之局限，正视法家先驱的功德，至少说明儒法之间并非就是那么的非此即彼，后人没有必要把他们搞得势不两立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