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任务。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那么，毛泽东是怎样读书，又如何看待读书的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读书，学习毛泽东读书的态度和精神？

1读书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又是怎样读的，自然无法作出完全的统计和全面周详的介绍。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中略知大概。毛泽东保存下来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有1万余种，近10万册。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扬弃。他的博览和广学，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兼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且在博览深读“有字之书”的过程中达到融会贯通，又有独到的创见。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思绪心迹，别有风景。从他随手在书上的眉批旁评中，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例如，1969 年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他的批注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为何神往，神往什么？都值得体会琢磨。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里期待、智慧愉悦、审美满足。其中的快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般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也是一种人格的挑战。挑战应战战而胜之，却正好是毛泽东鲜明的人生个性。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一种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风尚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此外，有时在一些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选编一些著作篇章印发给与会者，甚至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例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读了各地大量的农业合作化的材料，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可以说，编书、荐书、讲书，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2真读、真学、真思考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又读了好多遍《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在不同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读《拿破仑传》、《楚辞》时，他都要找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还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同历史阶段读不同的书，读书的目的也不同，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书，主要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 “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