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档案揭示布卢姆茨伯里派对伍尔夫自杀反应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文学社团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近日,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一批档案首次公布，其中包括数封揭露194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失踪并自杀真相的信件。

这些信件分别属于小说家罗沙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和作家弗兰西斯·派特里奇（Frances Partridge），后者曾被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称为拥有“布卢姆茨伯里最美的腿”。莱曼和派特里奇在剑桥时成为好友，后来她们结识并加入了这个拥有伍尔夫、E.M.福斯特、林顿·斯特来彻(Lytton Strachey)和J.M.凯恩斯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圈子。

东方早报记者 朱洁树

罗沙蒙德·莱曼（左）、约翰·莱曼（中）和林顿·斯特来彻

在河边发现了

她的手杖和脚印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此次公布的档案中有一封克莱夫·贝尔在1941年4月3日写给派特里奇的信，那是伍尔夫失踪后不久，“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合适的时间宣布伍尔夫的失踪。我恐怕她在上周五中午时分已经把自己淹死了，”贝尔说，“她给莱奥纳德和瓦妮莎（伍尔夫的丈夫和姐姐）留了信。我们在河边发现了她的手杖和脚印。开始几天，我们希望她只是在外游荡，终究会在一个谷仓或村里的商店被找到。但现在，我们渐渐失去希望，尽管尸体没找到，她在法律上还不能被视为已经死了。”

贝尔说，伍尔夫的自杀早有端倪，伍尔夫“面临着精神错乱的前景，清醒时也只能面对战争威胁下千疮百孔的世界，我不觉得她的选择不明智”。

档案中数千页的信纸包括伍尔夫自己的，还有30本相簿，记录着布卢姆茨伯里派关键人物的影像。这份资料也展示了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对于艺术家多拉·卡灵顿（Dora Carrington）自杀的反应，这位弗兰西斯·派特里奇丈夫拉尔夫的首任妻子在林顿·斯特来彻去世2个月后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派特里奇夫妇数小时后赶到时，她还没有断气。

“对于我来说，最恐怖的事情是你赶到的时候她还活着，”克莱夫·贝尔在1932年致信派特里奇表达了对接触死亡的恐惧，“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身陷其中的这个悲惨的世界对我来说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林顿去世后一两天我就离开英国了。”

“这么做应该是

最好的解决办法”

伍尔夫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小说《达罗卫夫人》和随笔集《自己的房间》，“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她最著名的句子。

伍尔夫长期受抑郁症的困扰，她曾在1936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写这信前我彻夜未眠，瞪着一瓶三氯乙醛，喃喃说着不能、不要，你不能饮。”她在伦敦的家在空袭期间被毁，交出自己最后的作品《幕间》的手稿后，伍尔夫停止了工作。

1941年3月28日，她穿上外套，在口袋里填满石头，走入了欧塞河（River Ouse）自尽。她给自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信，“亲爱的，我又发狂了，我应该是无法康复了……这么做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即使我身边的一切都逝去了，我敢肯定你对我的爱依旧。我想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你我更幸福的了。”

在根据其生平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中，这段情景也得到了刻画，片中伍尔夫与丈夫讨论死亡的意义，并得出了自己浪漫的诠释，她相信这个世界的痛苦是守恒的，“诗人会死，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幸福。”

伍尔夫的骨骸在4月18日被找到，她丈夫将其火化后埋葬在自家花园的榆树下。

两次大战间的新女性

莱曼在1932年8月致派特里奇的信件则详细描述了丈夫沃刚·菲利普斯（Wogan Philipps）和丈人间的争吵。“开始他们争论死刑的合法性（当然是沃刚反对，爸爸同意）,此后，话题转到共产主义、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等，”她写道，“爸爸要沃刚到莫里斯的汽车工厂做个修理工，然后到俄罗斯呆半年找到胜任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给莫里斯写了信，问他能不能治好他满嘴的共产主义胡话。”

国王学院的档案保管员帕特利卡·麦克格雷介绍说，这些信件向人们展示了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莱曼和派特里奇“平时看什么，听什么，去什么画廊看什么展览，以及她们对于政治事件的反应，比如西班牙内战”。

“在某种程度上，她俩属于只可能存在于两次大战间的一代，”她说，“受过高等教育，但还不需要被家务所累及。她们对事物有成熟的观点，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感情，同时，以自己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对抗较为保守的老一代人。”

林顿·斯特来彻（左）和伍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