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重庆晚报）

诗歌地位的确立，跟帝王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自从汉高祖刘邦开了帝王写作诗歌的风气之后，汉武帝刘彻不但立下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自己更花费大量时间，从事诗歌创作，俨然半个诗人。汉末魏王曹操更是于四海激荡、军政繁忙之际，在马上横槊赋诗，成就卓著，堪称一代大诗人。曹氏家族诗人辈出：曹丕以帝王之尊，高度肯定诗赋之功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以不世之禀赋，用心于斯，成为一代诗宗。至此，诗歌已经成为华夏民族一桩非常崇高的事业，无论有才没才、聪慧愚蠢，人们都要竭尽全力，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日夜苦吟。

到了唐代，诗歌的规则更加丰富，技术臻于完善，帝王们也更加热情饱满，纷纷染指诗坛。李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余年间，总共有二十三位皇帝，其中有诗歌作品留存到今天的就有十二位：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哲）、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德宗李适、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懿宗李凗、昭宗李晔。此外，一般正统史学家将其排斥在李唐皇帝行列之外的武则天，也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皇帝之外，皇后、贵妃、太子、王、公主，也有好多位是写过诗的。皇帝当中，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作品最多，在《全唐诗》中分别占了一卷的篇幅。

皇帝做诗是一件隆重的事情。中宗时，皇帝举行国宴、游览，除了宰相，就只有修文馆的直学士们可以跟随在皇帝身边。皇帝有所感触，写了诗，就让学士们唱和。虽然这些学士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无非是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老套，但这事情本身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贺知章告老还乡，临别之际，唐明皇李隆基下令在长安城东门设帐，为其饯行，要求朝廷百官参加，李隆基本人也写了送别的诗歌。这在当时也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新闻。白居易去世不久，新登基的宣宗李忱为了赐予他哀荣，也曾做诗吊唁：“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既高度评价了白居易诗歌作品的影响，也表达了对诗人的怀念之情。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讲，唐代虽然有那么多皇帝写过诗，却没有一位是出色的诗人。太宗虽然是公认的一代英明君主，文武兼备，他在诗歌上显然也下过一些工夫，但是，他的作品仍然不免有“女郎诗”之讥。

不过，帝王们做诗，好坏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重视诗歌这一种文体，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做一位诗人帝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都热情洋溢地从事诗歌创作，整个社会自然会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皇帝的参与，也必然地提高了诗人们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这么多皇帝以九五之尊，兴致盎然地客串了一把诗人，至少说明，这诗人的头衔在当时的确是发射出光芒的，是令人羡慕的桂冠。唐朝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那十几位写过诗的皇帝，功不可没。

丁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