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二十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秘密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军涛和吕普。这两位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七十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