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著书称：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建立这个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论述，不得不专辟章节批判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说，这便是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社会学家所创建的近代世界体系理论。华勒斯坦认为，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的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是指出华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有趣的是，杉山对华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华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华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华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及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十六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华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藉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

《忽必烈的挑战》与杉山其他广受好评的著作一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堪称圆融完满。杉山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视野开阔和知识丰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之间跳跃来去毫无窒碍，细节叙述妙趣横生。姚大力先生说：“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见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姚先生所说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都受到国际学界某种流行议题的影响或启发，而且都是对这些议题某种程度的回应。在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中，不仅日本，即使世界范围内，他这个类型的也相当罕见。对后辈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注意到杉山正明这样无时不在标榜语文和语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国际学术新说，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又积极予以回应，也许会是更有启发的。

当然这不是赞赏或提倡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他处理好了理论与实证的关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并没有理论追求，或没有受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他挑选的细节才是抓住读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为如此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理论关怀与理论勇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专家，本没有资格判断杉山的世界体系论是否在史学上成立。从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说，我觉得有点浪漫，把机会主义的财富追求说成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把沟壑纵横彼此对立的蒙古政治说成共享帝国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证成并拔高了他自己批评过的PaxMongolic。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对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广大世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能够制作超越时空局限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安排，总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那样的历史人物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忽必烈的挑战》所论述的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发现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能够挑起这个话题，这本书就已经成功了。

我对忽必烈的兴趣当然与我自己的知识局限直接相关。接着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忽必烈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的比较，我想，先不管当时及后世的评价(那必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的)，我们应该看看忽必烈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预期的。

忽必烈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在漠北时已然。徐世隆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由于完全依靠翻译和听讲，他的历史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不可估计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识也大有助于他日后进入中原后的施政与统治。虽然有材料说他尤为钦佩唐太宗，对唐代历史特有兴趣，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但研究者都同意，对他施政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金代历史知识，《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忽必烈的历史兴趣中无所反映。那么，他对辽金之前情形类似的北魏的历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兴趣呢?

许衡建议忽必烈推行汉法时，就是从北族政权统治华夏这个角度说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久长。”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许衡说：“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显然，北魏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已进入忽必烈的知识视野。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