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眼中的1942：3000万人饥荒中颠沛流离

沿着荒弃萧索的街道，穿过到处弥漫着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尔曼找到了洛阳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过10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作为向导和翻译，他带着白修德、福尔曼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座座衰败空旷的村庄，一个个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充饥的难民……这些惨烈的景象让信仰犹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识到，他们几个人骑着马穿过这些面黄肌瘦的难民时的危险性。难民们盯着他的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学会了快马加鞭冲过那些人群。有时他会抛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饼，引开围拢着他的人；有时不得不硬起心肠，用鞭子抽打那些拽着他的衣服和马尾巴的手。“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到达郑州那天，天下着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这里，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

半数的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村子里能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个人影都能吓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见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体，因为瘦，脸已经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注定无人收葬，直到鸟或狗把她的遗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着。它们已经恢复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饥荒之中，只有以死尸为食的它们膘肥体壮。

白修德说：“我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越来越多这样的传闻让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这是很可能真正发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办点好事的军官”，在郑州，一个地方官员把盖有印章的布条发给许多家难民，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火车的起点站，他们就可以凭布条免费乘车东逃，“但是他在发放难民通行证时并没有发给他们粮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残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尔曼，中国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报道政府如何积极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难民都没有见到政府拨发的任何救灾款或赈灾粮。

在《大公报》之外，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先锋报》，是当时为数不多真实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媒体之一。

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笔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为南阳《先锋报》的特派员，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了1个多月，在《先锋报》上登载了十多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十分精彩的灾区报道。当年5月，这十多篇报道被集结成书，书名《豫灾剪影》，在河南地区发行了2000册。

在后来所有媒体都不敢再发声的时候，地处偏僻的《先锋报》仍然对河南灾荒发表了70多篇社论和时评，直至大灾结束。

张高峰和李蕤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位深入报道过河南大灾荒的中国记者。相对于白修德和福尔曼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们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1943年3月，张高峰因“亲共”罪名被捕，李蕤则孤立无援地在河南灾区孤独奔走。而这时的白修德和福尔曼，已经结束采访，正准备踏上回程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