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家孤儿院由盐商建造 目的是讨好乾隆

1794年，乾隆皇帝阅读了一份来自长芦巡盐御史的奏折。奏折的主旨是请求皇帝“广皇仁”，同意由长芦盐商捐资，在天津城东门外修建一座育婴堂。育婴堂兴起于清朝初年，是专门收养孤儿或被遗弃的婴儿的社会慈善组织。翻阅史料，1794年之前，天津虽有诸多怜悯孤儿的善举，但多是个人行为，并无育婴堂或与之功能类似的专门组织。这是天子隆恩到达民间，让民众感受“皇恩浩荡”的大好机会，更何况又不用掏国库的银两，所以乾隆皇帝大笔一挥批了一个“准”字。

原来，这一年，天津城普降暴雨发大水，民不聊生。许多无法养育幼儿的贫苦百姓纷纷将孩子遗弃，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饿死病死的孩子尸体。但凭是有良知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有一个叫高州府的长芦盐商坐不住了，他找到了和他同样坐不住的天津县通判周自邠，共同商议怎么办。商议的结果，高州府去发动其他盐商捐资，周自邠去找长芦盐运史，请求他给皇帝递呈一道盐商捐资修建育婴堂的折子。筹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拥有102间房屋的天津东门外育婴堂建起来了，为了表彰盐商的慷慨，官府将这个机构命名为长芦育婴堂。这可以算是有史料记载的天津第一家孤儿院。

作为官方发起者之一，周自邠被任命为育婴堂的第一任主事。在运营过程中，从乳母的雇用到幼儿的教育，哪一样不需要钱，这些钱从哪里来？从盐商口袋里来。据清朝黄掌纶的《长芦盐法志》记载：“所有岁需经费，即于众商捐交参课项内。”每年，盐商们会按份子捐资7000两白银。那这些钱怎么用呢？《长芦盐法志》记载：“视收养之多寡，酌发以七千两为率，本年收养尚少，即以余根修理堂屋，奉旨准行。经运使嵇承志详定章程，创立条规。派委官商经理稽察。实力奉行。凡工食薪水，更换单棉衣天棚，煤炭诸费及月给医士薪水之资，均有定数。照例支销。”看来，长芦育婴堂在建立之初，就有了简单的财务管理制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留养孩子的日渐增多，育婴堂在管理方面问题百出。最突出的问题是男女有别造成的管理不便。起初，育婴堂的管事及看守多为男性。男人心粗，哺育孩子的乳母到了育婴堂之后，男性不方便就近管理，往往回避。这就给一些缺乏爱心和责任感的乳母们以应付差事的可乘之机，孩子明明没喂饱却偏说喂饱了，虐待、饿死孩子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长芦盐法志》记载，“赤子之饥饱燠寒，乳妪之莠良勤惰，尤不能随时体察、洞烛无遗，以至酿成羸瘠每每夭殇，反不足以仰体”。为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嘉庆九年(1804年)，长芦众盐商商议，更定育婴堂管理章程，“仿照京师育婴堂、广育堂各章程。增设女司事二三人。择绅士女眷之慈善精细者。月给薪水之用。令其朝夕约束乳妇，体恤婴儿”。另外，这次更定章程，还严格了对财务及幼儿安全方面的管理。如在财务方面“设立外司事，专司经费会计，收除档册”。在安全方面，“大堂门昼夜封锁，旁立传筒传递零星什物。即乳妇暂时出入，必有号签照票，以杜紊乱疏懈之弊”。应该说，这些举措使育婴堂的管理逐渐完善。

不得不说，除了怜悯之心，盐商捐资育婴堂也有自己的私心。讨好皇上，维护高利润垄断无疑是其中之一。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长芦盐法志》中载入了多份1794年的奏折，其中显示，在天津发大水的这一年，长芦盐商们多次以此为借口，请求食盐涨价。

虽说如此，客观而言，食盐生意，一本万利，作为涉身其中的商人，有点日进斗金的私心，这很正常。但是，古今阔绰的盐商，用营盐所得修建园林的也有，收藏古籍的也有，比富斗阔的也有，但是关爱婴幼儿的，高州府等长芦盐商捐资修建育婴堂无疑是首例。他们以饱含同情的人文关怀，为天津城市文明的美好旋律添加了一个新的音符。

(胡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