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皇宫小白楼曾藏上千国宝 溥仪靠卖珍宝办婚礼

宋张择端所画。图为绢本，淡设色，画幅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的长卷风俗画。画中人物众多，神情各异，并穿插各种活动，场面宏大，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再现了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繁荣景象，极具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清明上河图》共有钤章96方，其中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足见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

《簪花仕女图》是唐代周昉的作品。绢本设色，纵46厘米，横180厘米，是传世孤本。画中描写的是唐代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作品，艺术价值极高。

《虢国夫人游春图》 为唐代张萱所绘。图为绢本设色，画幅横148厘米，纵51.8 厘米。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盛装出游的景象，反映了盛唐的神韵和艺术风貌。

张贤达 整理

传世国宝如何进入小白楼

小白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宝？这些国宝是怎样进入小白楼的？世人又是何时发现这些国宝存放在此的呢？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赵继敏。

国宝以“赏溥杰”的方式带出故宫

伪满时期，溥仪存放在小白楼的国宝，最初大多是北京故宫藏品。1922年9月4日起，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挑选宫中既贵重又便于携带的古籍字画，利用溥杰、溥佳放学之机带出宫外，并转存于天津的私宅，共计近70箱。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统计，截至1923年1月28日，溥仪共运走珍贵图书502函，210部，字画1353件。其中全部字画于1922年11月16日至1923年1月28日盗运出宫，包括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法作品包括东晋王羲之的《曹娥碑》、《二谢帖》，唐代欧阳询的《行书千字文》，怀素的《论书帖》，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元朝赵孟頫的《归去来辞》、《天台山赋》，明代董其昌的《临苏轼杂诗》等。溥仪盗运出宫的珍贵绘画作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周昉的《调婴图》、《簪花仕女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北宋人摹本)，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韩干的《神骏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柳雅芦雁图》等珍品。

国宝随溥仪辗转至小白楼

赵继敏说：“这批国宝和溥仪的命运关联非常紧密，它们因为溥仪的‘赏赐’而出宫，又因溥仪命运的转折而辗转天津、长春，直至落脚小白楼，才算安稳了几年。”

溥仪把这些书画运出宫后，先是存放在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的王府内，载沣又托载涛秘密运至天津。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大，数目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担心的是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最后通过载抡找到孙宝琦办了一张免检、免税护照，才使这批国宝顺利运抵天津，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

1938年12月，溥仪派人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绝大多数古玩书画共计六十七箱全部运至伪满新京，并由特务机关经办人专门开具了收据。从这张收据中可以看出，运至伪满新京的旧版书有36箱，字画有31箱。书画箱均为松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这批珍宝运至伪满皇宫后存放于小白楼。

日本战败后国宝现世

日本战败前夕，溥仪在极度恐慌中逃往通化，因为仓皇出逃而不可能将全部国宝带走，溥仪只好派人精心挑选出最珍贵的4箱晋、唐、宋、元书法名画共100余卷。

溥仪出逃后，伪满皇宫一片混乱，人们纷纷抢夺伪满皇宫内的物品，小白楼也不幸地成为被抢劫的对象，国宝遭受重创。这也是这批国宝第一次广为人知，这些国宝就此彻底流入民间。随后，大量古玩商人拥入长春，试图购买这批国宝。

溥仪靠卖珍宝办婚礼

溥仪的一生与“皇帝”二字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国宝”二字分不开，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这样认为。他还举例说，成为清朝逊帝的溥仪因为生活窘迫，连办婚礼的钱都得靠变卖国宝，这实在是一件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溥仪1922年12月大婚，完全按光绪皇帝大婚的规格举办，大摆婚宴100多桌，宴请中外宾客。然而，当时的清室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清室内务府就向北洋政府索取积欠的“清室优待费”，但国库空虚的政府也无法拨付，结果只得从清室珍宝中想办法。他们搜集了咸丰、同治年间一些文物古玩和金银珠宝，装满42只大木箱，1922年11月2日由皇叔载涛送往北京盐业银行，用以抵押贷款，银行总裁查理二世将40万元现钞点付给清室内务府筹办大婚，其后却无钱赎回。这次流失的大量珍宝中，最昂贵的当数16只金编钟。这组编钟是为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由各省督抚聚敛呈献的13647.2两黄金铸造而成，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后因清室未能赎回，金编钟归属北京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消息泄露后，军阀和国民政府均冀图染指。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盐业银行唯恐北京不保，便将金编钟秘密运到天津法租界，存入“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库房。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后，日本特务千方百计探听16只金编钟的下落，北京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与“四行储蓄会”分会经理胡仲文巧妙周旋，总算保住编钟。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金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政府。1953年，金编钟运至北京，由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院，在珍宝馆正式展出。金编钟虽然得到较好的保存，但溥仪在逊清时期处置宫中古物的做法，毕竟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