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大公报》文艺奖彰显京派文人文化权利

2012年07月25日 06:21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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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事件是京派文人文化权力的集中展示。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十周年，亦即“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大公报》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重要一项是举办“科学和文艺奖金”的评选。在这一天，《大公报》以报馆“特启”刊出评选启事——《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举办科学及文艺奖金启事》。据萧乾回忆：“‘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在这个文艺奖金评审委员会的名单上，除了巴金、靳以、叶圣陶之外，其他的评审委员都是京派文人、学者的重要成员，朱光潜是“读诗会”的主持，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沈从文、杨振声是来今雨轩、丰泽园等公共空间的“灵魂”，李健吾是京派最重要的评论家，朱自清一度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凌叔华也与京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京派文人的很多作品发表在她主编的《武汉文艺》上。即使巴金等三位左翼作家在1930年代的前中期与京派文人也存在相当的共识，也有亲密的人事上的往来。因此，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权力基本上把持在京派文人手中，是京派文人文学趣味的集中表达，也是其文化权力网络的展示。

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这篇文章集中而鲜明地阐述了《大公报》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正是其能够与京派文人长期合作的观念基础，文章指出：“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殆有轻视个人自由忽略思想问题之趋向。此固环境使然，但并非健全之现象也。近年国家所期诸一般青年者，为努力科学与国防训练，此皆当然必然之需要，无可置论；然同时应勿忘！凡民族的斗士，必须为具有独立思想刚健人格之个人。此乃注入式的教育所不能得者，必有以丰其感情，濬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动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国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夫回顾中国民族近代之苦痛的过程，当认识文学力量之伟大。”

这种对“独立思想刚健人格”的强调与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独立于政治、商业之外的载体，通过它可以培养个性健全崇尚自由气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个体。无论在京派文人或者《大公报》人看来，这种“新人”才是铸造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紧接着，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大公报》对文学艺术界重视的缘由：“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加以政府国务多端，无暇留意及此，一般作家，在生活上及政治上，皆感受恐慌，则望其思想感情之不偏激也难矣。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本报过去，曾有文学副刊，对于广义文学有所贡献，近岁更特设文艺副刊，承各方作家之爱护，得发表不少杰作。去岁为表示服务社会之微忱计，创设文艺及科学两种奖金 ，区区金额，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社会公众之关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1936年，为了配合《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以及检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大公报》约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1936年8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在该报为该书的出版做宣传广告，不经意间透露了《大公报》在扶持京派作家方面的功绩：“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些位南北文坛先辈看重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见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也不稀奇；一个老实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

出现在这个选集上的作者名字大部分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凌叔华、蹇先艾、萧乾等。刘淑玲在其博士论文《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指出：“这个选集是京派作家群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们也以大致相同的文化取向体现出京派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繁华在都会，而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而精神在乡村。他们塑造了‘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人情味’，堪称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的乡土世界，因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在他们的笔下构筑出了说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而对于这些小说的技巧，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因此，林徽因对于京派小说的认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赋予她所涉身其中的京派文人以一种“文学史”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京派、媒介与学院三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复杂的人事网络得以建构和分层，而建构和分层的原则既与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文化权力与媒介资源的密切配合，所以，《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与《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充分彰显了当时京派文人的文化权力。（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