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批判“炮火”为何突然集中对准陈伯吹

2012年06月01日 08:08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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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伯吹复出后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作者提供/图）

陈伯吹（1906－1997）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和理论家。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曾秘密加入中共，后因社会动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仍一贯追求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57年6月起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这段时间，他创作相当活跃，作品很多，政治态度也很积极。

奇怪的是，1960年6月，陈伯吹由中国作协安排回上海深入生活，正在漕河泾搜集生活素材时，忽然遭到一场火力密集的、有组织的批判。他对此毫无准备，询问中国作协领导，那边告诉他只是一般性“批评”。

批判来势很猛，少儿出版社的丛刊《儿童文学研究》的第二辑中，发表了蒋风、里方和贺宜的批判文章；《人民文学》第五期发表了《中国少年报》社长兼总编左林的文章，同期还有沈澄的文章（一说沈澄即张天翼夫人沈承宽），直涉或旁涉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接着第六期发了何思的文章，严厉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和“儿童立场”，明显体现火力的升级；这年7月7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点名文章（副题即为“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上海文学》《文艺报》等都有重头文章发表；《中国青年报》还在8月5日刊发了张天翼和严文井的联名文章《我们对当前少年儿童文学的一点意见》，这当然是作协上层的权威性的声音了。

这场批判的来龙去脉，始终是个谜。

虽然，这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国内文艺界开始“批判修正主义”这一大背景有关（《文艺报》在1960年初发起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上海作协也在这年上半年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钱谷融、蒋孔阳等），但也还应有事关儿童文学、事关陈伯吹先生本人的具体原因或小背景。

在陈伯吹生前，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请教过他。他有点不愿意说，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想说，在我反复追问下，他说：“这事情早就过去了，不必再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只知道是北京的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一位既搞成人文学也搞儿童文学的作家，很有名的，是他发起的。”我马上意识到，那应该是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写过《宝葫芦的秘密》的张天翼了。我问是不是张天翼，陈伯老点点头。我问是因为个人原因、作协内部矛盾的原因，还是理论上的分歧引起的，究竟哪个原因为主？伯老摇头，表示答不出。

最近读了王宜清写的《陈伯吹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仔细梳理了一下这场批判来临前的几件事，我对此若有所悟。现将我的粗浅看法屡述如下，以就教高明。文中有不少材料依据或参考了王著。

事情要从1956年陈伯吹发表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说起。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讲了那段后来受到批判，但影响一直很广的话：“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此文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三个特性：一、坚持教育方向，二、重视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三、强调作品的文学性。对于儿童文学中可不可以有不写儿童的作品，他的观点是否定的。同时，文章也突出了“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

1956年初，广东的《作品》月刊第一期发表了著名作家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写生产队长的儿子长着一双慧眼，能看透人心，后来被破坏合作社的人所利用，这神奇的眼力就消失了，再后来认识提高了，又恢复了慧眼。束沛德、贺宜等都撰文批评它“背景过于现代化”，“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身上，赋予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而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童又和我们这一时代的普通人生活在一起”。

陈伯吹也参加了讨论，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和《作品》（主编即欧阳山）上。他认为作品的问题在于：第一，没有诗的美感，比较暗淡、忧郁，所以不可爱、不动人；第二，“人物是幻想的、童话的，而环境是现实的、小说的”。这和贺宜等人观点相近。当时有一大批文章，都持这一观点，这就形成了一种集中批评的势头。

现在看起来，这一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大量的“幻想小说”，像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正是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出现了一个会飞的人。我们可以想一想，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不也是在现实的儿童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吗？

到了1958年，中间经过“反右”，山东作家萧平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了《童话中的幻想和美》，再谈《慧眼》，说了一些不同观点，认为“幻想要有现实基础”这一概念太抽象。贺宜立刻起来反驳，认为自己与萧平的分歧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萧平的这篇文章中很明显地反映了他对童话看法上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这就不仅不正确，而且很有几分霸道了。

这场争论中，挨批的是来自延安的党员作家欧阳山；而批判人的，反而是来自白区的作家（如贺宜）和非党作家（如陈伯吹）。这不是一场党组织领导发动的批判，而是几位纯儿童文学作家（撰文参与的还有广东的黄庆云等）对于一个地位很高的成人文学作家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是以一种权威性的、不可商议的口气要将对方压倒。——这样的行动，会不会引来反弹呢？

要知道，在“反右”中，有大批白区干部被打成“右派”（广东和云南是最突出的），很多党外名人更是被批被揪并被戴上了“帽子”，而现在儿童文学界出现的这一局面，会让那些突出政治的、居于重要文艺领导岗位的党员作家们作如何想？

1957年8月和10月，陈伯吹出版了《作家与儿童文学》和《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两本理论著作。1958年出版了《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1959年4月又出版了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简论》。此外，在1958年1月，陈伯吹发表了分量很重的文章《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这与两年前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不同，不光是谈创作，也谈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谈理论批评、教学、科研，还涉及整体的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谈了领导创作的眼光，等等。在当时，一个党外作家从这样的高度谈工作谈理论，很有可能犯了一些人的忌讳。

我这里穿插一下《文汇报》前总编马达先生去世前发表在2011年第一期《世纪》上的回忆柯庆施的文章，其中有个细节：“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要我把《文汇报》总编辑找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柯庆施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沈志远是“摘帽右派”。像柯庆施这样狭隘，当然可说是一种极端，但“反右”后某些高层领导的心态，也于此可见一斑。距此两年之前，文艺界的领导对陈伯吹先生（他也是“民盟”成员）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的那种全面性理论性的言谈会如何看待，这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吹文章中还一再批评某些人：审稿时不重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和成人文学“一视同仁”，忽视儿童文学“必须分别对待，甚至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他写道：“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可能发掘来的作品会更多一些。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危险……”这些话，全出于一派天真。但在“反右”刚过的时候，领导们头脑里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读着这样的话，会不会感到有人正在利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这正是后来批判的重点之一）否定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呢？

而“儿童本位”四字，更能引发一些人心底的回忆，这里还有一笔旧账。1934年底，周作人因为左翼作家对于《五十自寿诗》的批判攻击，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论救救孩子》和《阿Q的旧账》，向左联和鲁迅发起反击（其实鲁迅是反对青年作家批《五十自寿诗》的，当时周作人并不知情）。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刻薄，左翼作家难以反驳，而第一篇，针对的正是鲁迅背离了“儿童本位论”。

周作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老祖，“儿童本位论”就是周作人提出来的。所以，这次集中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也有借机清算周作人旧账的意味在。

周作人在“反右”时一点没碰着，也因不知最上层的领导对他怎么看，所以也不宜再碰，但这口恶气憋了二十多年，现在解放了，胜利了，当家做主了，一大批旧知识分子在“反右”中打下去了，今后是清一色的天下了，这笔账还不能算，当年的左翼作家很难咽下这口气。

张天翼正是当年的左联成员，1934年前后活跃于上海文坛（一度居住南京），他对这事是一清二楚的。所以，由他出面推动这场批判，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我相信，这绝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行为，而一定是中国作协上层的组织决定（作协领导成员严文井的亲自参与即为明证）。虽然，不久后，又由作协另一位主要领导——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阻止了这场批判的进一步深入。这场批判来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而离奇。

自这场批判以后，陈伯老变得小心翼翼（他于当年11月调回上海少儿出版社工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谈论儿童文学的口吻变了。他曾在1956年的《论童话》一文中说：有些童话是为了解决教育上的问题而作的，比如纠正孩子的生活习惯问题等，这是“为赶任务而写作”，“写得简单化，表现力不强，里面的教条一触即倒，就像破衣服里钻出了棉絮来”，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毛病，是“教育上的狭隘功利主义倾向”。他还说：“伸着指头训斥式的道德教训，这正像给一棵青葱葱、活生生的小松树钉上了一个指路标。”他甚至提出：“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被认为十分道地的艺术品。”“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加艺术。”“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这些话说得多么好！“文革”后才接触陈伯老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当年他竟会有这样的文艺思想。

但挨批以后的陈伯老，一直到新时期，一直到他去世，开口闭口都是“教育工具论”的调子，再也不敢说这种有个性、有特色、坚持“儿童本位”、坚持文学立场的话了（他1956年说的有关儿童文学的三条，就只剩下“教育方向”这一条了）。到了1977年6月18日，陈伯吹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一文，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作为儿童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的最早的发言亮相。他在其中说道：

儿童文学创作，应该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排除万难以争取胜利的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模范教育……总起来说，是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艺，从来就是改变人的思想的有利的教育工具……

这并不是“拨乱反正”之初思想还不够解放，在以后的二十来年间，他的基本观点一直如此。这与1956年时的“儿童本位”观是大相径庭的。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当年党内的宗派主义、极“左”思潮、排斥党外知识分子、过分强调斗争哲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年那场批判的背景，希望能从背景中梳理出此事的脉络。但真要弄清这一问题，还须做许多实证的工作，这里不过提供了一些思路而已。希望能有人利用中国作协的档案，对这段值得发掘的历史，认真作一番“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