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最后一课：“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人”

2012年03月11日 12:4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大师》栏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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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先生的最后一课（2011年12月15日,节选）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教授最后一次走上复旦大学课堂）

这是朱维铮先生整整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地点是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有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在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先生提前到达教学楼，走进教室时，他仍不让人搀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讲台。授课时，先生的声音微弱，但他仍坚持讲完了这将近两小时的课程。“就到这里！”先生讲完这最后四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场时，闻讯赶来旁听并录制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组的所有编导都落下了眼泪。其实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这很可能是朱先生与大学课堂最后的道别。

十天后，朱维铮先生住进了医院，他再也没能走出来。以下为讲课内容：

我要求你们各位要学点历史，懂得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区别：第一个要区别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族类的概念；第二，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空间概念；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后来变成了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概念和统治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到了明清六百年，中国和首都文化联系在一起。

希望你们了解这一点。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我们在讲历史上的中国，应当要弄清楚，当时自称中国的人很复杂，有一些自称中国的人是把我们统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些重要的民族都排斥在外了。比如说满洲人，它把满洲作为第一——就是把满蒙汉八旗作为第一等人，被征服的汉族、被征服的其他民族都是二三等人。这是歧视。比如说朝廷里面，满汉分野极其鲜明。

到了雍正以后，大学士变成一个空名，军机大臣才是真正的执政。但是之前的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只有到了比较晚的时候才有汉人，前面一定是满人——就是满洲人——而且一定是满洲的皇室。过去我们不承认有满汉歧视，不承认有满汉分野。其实过去我们称道最不讲满汉分野的康熙，在私下里讲到汉人的时候，称“那些蛮子”。他自己的头脑里面，满汉分野非常清楚。

后来满汉分野不那么清楚了，把分野变成了一个承认不承认我的统治的问题，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慈禧太后是什么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满人的后代？也不清楚。她是满洲八旗里汉军旗人的后代吗？也不清楚。但这个老太婆是很厉害的，谁得罪了她，她就宰了谁。请你们看一看我的一本小书《重读近代史》，那是写给你们各位没有耐心看长文章的人看的。

当时英国的《金融时报》要我开一个专栏，给我规定，谈中国历史，两千字一篇。我没有办法，只好每个礼拜给他们写两千字，讲一点在我看起来中国历史上比较需要知道的事情。《重读近代史》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另外有一部分是写好了没有发表或者后来补写的，中间有一类就是讲慈禧太后。

我后来就特别讲慈禧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我把慈禧的改革看作当年南宋的理学家们，讲他们在理学上和皇室的关系。我当年把程朱学派的理学家称作王安石的“遗嘱执行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反王安石，但是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们用的概念、理论都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慈禧也一样，她绞杀了戊戌维新，扶植了义和团，招来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到了以后，她为了要保存自己，求得八国联军的原谅，要求四万万中国人，每人出一两银子替她赎罪。

这就是后来的《辛丑和约》，赔款一直到1949年解放还没有赔完。因为连利息在里面，有九亿多两银子，所以长期用帝国主义控制着的中国海关收入做担保。慈禧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人赞美她，说你看她晚年要改革。我说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义来搅乱人家的思想，使自己逃脱舆论的指责，为自己继续镇压反对派制造理由。

好多时候，不是讲改革，就是一个改革家。讲改革，还得有另外的东西。

谁都知道，我们中国在慈禧时代，满清王朝的腐败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比如慈禧最信任的满洲的一个亲王奕劻，他就是一个公开的大贪污分子。谁要做官，没有几万两银子、几十万两银子送给他，你做不成。但就是这个人，慈禧不撤他。到以后慈禧死了，醇亲王作为摄政王当权的时候，他的政府还是要庆亲王奕劻当首相。不要讲别的例证，就这个例证——人人都知道是最大的贪污分子、最大的腐败分子。但是就在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当政。

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前后后多少年？义和团是1900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这11年里面，不要说报刊公开揭露他，当时有些正直的官员弹劾他，就是搞不掉。为什么？慈禧保他，因为慈禧需要他，没有他，慈禧贪污从哪里来？所以可以讲，是慈禧和满洲皇室自己把王朝给搞完了。现在还有人讲，当初那些人真不该革命，本来她要改革，革命了以后，她改革不成，革命坏了事。

这是一个叫李泽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他的一个理由，我说过了。我说你怎么告别革命？革命在哪里？你要解释。包括戊戌变法，本身也是一场革命，包括太平天国，也是革命，我们可以批评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多么糟糕，但是为什么要革命？戊戌变法，我们可以评论它变不成，但是为什么要变法？到以后辛亥革命，我们可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或者最终失败了，或者实际上失败了。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坚持搞革命？成就了谁？当然成就了一批新贵。可是革命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结束了从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帝国体制，建立了一个叫民国的共和体制。从那时起，谁要搞复辟帝制的话，谁就要失败。袁世凯，本来很多人都拥护他，后来他要复辟帝制，没几个月就完蛋了。张勋要复辟满洲的体制，把溥仪请出来再当皇帝。

1916年搞了丁酉政变，复辟清朝的帝制，更惨，延续了前后首尾12天就完了蛋。这就证明一点，在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谁要复辟帝制，那就会遭到全国的人——包括非常温和的人——的反对。章太炎在清朝末年就说过了，中国人个个都有皇帝思想。什么道理呢？当年所谓的农民造反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这句话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从隋唐时代的农民起义里看出。那些所谓的农民造反，非失败不可，有这种思想就要失败。但是有一条，为什么要造反？还有一条，为什么一做皇帝人家就要造他的反？这就证明帝制在中国延续不下去，勉强延续到慈禧死了，慈禧死了才三年，她的帝国就完了蛋。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开始到以后，一直到现在，正好一百年。

今年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这一百年，中间出过皇帝吗？出过，有一个伪满洲国皇帝。但是其他人想当皇帝，只能用别的名称。这证明一条，辛亥革命还是要肯定的。

我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以夷制夷不行了。原先他们总结出三条，我们传统的政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款”就是求和的意思。

这在当年已证明是失败的。以夷款夷——通过这个夷狄去向那个夷狄求和。鸦片战争的时候，拼命地想拉美国向英国求和，也失败了。最后以夷制夷制不了，因为清朝人就是以夷制夷的能手，明朝人提出以夷制夷对付满洲，满洲人当权以后，把以夷制夷变成了以明制明，用明朝人来治理明朝人。征服了南方以后，只要南方人不反对我，我不妨碍你去尊孔。康熙的政策有他的一套，你只要服从我的统治，你的信仰和文化基本上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我允许你存在。这是过去明朝做不到的，明朝人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学秦朝人。

我也承认长城是个奇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当年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我说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基本上就是统治的民族——或者统治的家族——自居为华夏，把其他的边疆族都叫做夷狄或者四夷或者诸夷。这种做法，影响到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本来是夷夏之变，最主要是中国内部的问题。现在我说中国的范畴。我在第一节课已经讲了，我所讲的中国的范畴，就是指1911年还存在的中国的范畴。其实按照谭其骧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当以康熙时代大清帝国的统治范畴，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畴。当然这一条，据说当时牵涉到政治问题。谭先生去世前感到遗憾，他说我是搞历史的，结果我在画中国历史的地图上，不能够如实地反映历史，这是他很伤心的一条。

我们现在看历史上中国与世界，要了解历史上的所谓夷狄和诸夏的历史，要了解历史上夷夏之变的过程。到了近代以后，起了一个大变化，就是林则徐提出以夷制夷，他前面加了几个字——“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夷人的长处，反过来对付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发现，欧洲遥远的夷狄那么强大。派了几十条船，英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侵略的军队真正能打仗的才几千人，就打遍了中国的万里海疆。

所以不得不承认一条，人家比我们行，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到了后来，清朝就是不肯承认，说你技术比我好，所以要讲中体西用，我的那套体制、我的那套思维方式、我的那套意识形态都比你高明，叫中体。你的技术，我可以拿来用，就叫西用。李泽厚又改了一下，说我们要倒过来，变成西体中用。

现在看来，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眼睛要朝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第三，恐怕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就讲了一点很简单的意见，简单的意见就是，我们现在的许多认知，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停留在孔夫子的时代。有的时候，连林则徐、连李鸿章他们的认知都没有达到。李鸿章至少还知道，光是中体西用不行，他也知道要学点西方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比较，但是这个比较不要有那么多的偏见。我并不崇拜美国，我去了美国好多趟，我老是批评他们，我尤其不佩服他们的汉学、他们的中国学。并不是我比他们高明，而是我认为他们比我太不高明。我也去过欧洲很多趟，我也以为它有它的长处，我们没有学它的长处，我们整天在讲它的短处。而你们各位光看网上的宣传，自己把自己的头脑变得非常狭隘。

我还是赞成鲁迅的话，“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认，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评，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认。比如说我们的观念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夷夏之变的认知来比较一下，我们有多少跳出当年非常狭隘的观念？

这个学期的课就到这里，有一点，我们每一位教师在讲的时候，都开了一点参考书，希望你们看。我想将来你们每个人做作业，都根据参考书自己选一个题目，做一个作业。就到这里！

（《大师》栏目整理；王维江校阅。本文为节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