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因《梦想家》陷政治麻烦 被称“台湾张艺谋”

2012年02月28日 16: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丁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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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从未因剧获罪

“即使现在说起，我也不后悔接下这个创作。”赖声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长时间以来，这位在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导演都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政治，对当下“政府”进行犀利的嘲讽，但从未因剧获罪。那时候经常有人问他承受过怎样“挑战界限”的压力，赖声川说，其实对台湾的平民百姓来讲，政治压力并不显著。

如果比较起来，他的成名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也许是压力最大的一次。那是1984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言论受到很大的限制。初出茅庐的导演和演员在剧本里不仅批评当下台湾政治，更有情节是直指“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舞美设计聂光远是亲身感受过“白色恐怖”的前辈，看完剧本后曾“严重地”要求这几个30岁上下的青年修改相关的情节，“我不希望你们演完这出戏以后就不见了。”他担心他们可能因言获罪。可是赖声川觉得那是全剧的点睛之处，不可能删掉，“我们就硬着头皮留着”。

演出时，赖声川看到了两个审查的人随观众进了剧场。中场休息时，两位官员到门口透气，赖声川赶紧上前递上烟。“不知道在跟他们聊什么，就是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一个耳朵还听着剧场里面的进度，担心这样的台词观众能不能接受得了。”当听到包袱一出，台下观众“哗”地爆发出会意的笑声，赖声川放下心来，赶紧挥手跟审查人员告别。

有了这次成功突围的经验后，导演以戏剧试探讽刺政治边界的胆子更大了，他比划着一个小圈，“我一向的策略是，如果界限在这里，我就往外撑一点点，然后它就变得大一点；再撑、再大一点，然后就解严了。”

从没有因为讽刺政治而遭致麻烦的导演想不到，当他接近了政治，试图“正面表达”的时候，却招来了他艺术生涯中最大的政治麻烦。

台湾前东海大学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院长、前“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倪再沁在“脸书”上连发5篇长文，讨论《梦想家》风波。

在倪再沁看来，“专业剧评如是论说，才是艺术文化界最大的悲哀。对赖声川的攻击声浪已经形成单面向的‘新权威’，一波波排山倒海、扑天盖地的扣帽子、大字报行径，犹如来到了文革时期，粗糙的表格对照，引进族群、政党之间的对立，网路的流言蜚语、脏话、耻笑、谩骂。不禁令人感叹，这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倒退，人民缺乏理性沟通的平台、抽丝剥茧的思辨素养，连资料都懒得查，连法律常识都蒙掉了”。

“我们就把一切归零”

“台湾这些年来，所谓民主，却让台湾的舆论氛围变得更糟了。”赖声川失望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们真的有点灰心，我们这么挺台湾的，可是这个情况我是不可能再和台湾政府有任何合作了。”这是赖声川对这次耗费心力一年半晚会的最终感受，也是他决定与台湾“政府” “切割”的公开表态。

抱着单纯的艺术创作之心，付以全部的热情和心力，最终仍超不过选举的操弄，这是赖声川夫妇在《梦想家》风波之中最心痛的地方。

“生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在遭受这样的攻击，我没有任何防卫。我试图解释，可是没有人听。一个社会(媒体)竟完全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我哑口无言。”赖声川语气平缓，但仍掩不住他对遭遇不公的委屈与失望。

过去几个月对他和家人是煎熬的，刚开始丁乃竺因无法入睡，半夜起床上网，自虐式地查看所有那些对他们的谩骂和批判。

为了脱离得更彻底，丁乃竺在2011年底已决定，不再申请2012年补助资金。近几年，像云门舞集、表演工作坊等大剧场每年能从台湾“文建会”的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到600万新台币补助资金。

赖声川和丁乃竺想好了，“我们就把自己一切归零”。他说今后要拿作品向台湾观众证明自己。他一直相信，剧场是随时可以超越政治的。

赖声川说，在新闻说明会的发言稿中，本来他习惯性地想在严肃的“自白”最后加一句幽默的总结，就好像他喜欢在作品里随时抖一个包袱：“人要证明自己没做什么是很难的，要证明自己做了什么却是容易的。——此话来自《犀利人妻》”(记者注：《犀利人妻》为台湾热门电视剧)。

这个创意被律师禁止了。因为那里，不是他熟悉的戏剧舞台，台下坐的也不是喜爱他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