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追问宿命哲学:犹太人的悲与乐
早报记者钱恋水
今年1月出版的《希望:一场悲剧》(Hope: A tragedy),是美国鬼才作家沙洛姆·奥斯兰达(Shalom Auslander)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黑色喜剧描述了纳粹大屠杀留给犹太后代的愤怒和阴影,拷问了悲观和乐观以及宿命这个最终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终极意义。
风趣探讨希望和意义
《希望:一场悲剧》讲述了一位想逃避历史的都市人所罗门·库格尔(Solomon Kugel),偕老母和妻儿移居位于纽约州的乡间小镇斯托克顿(Stockton),希望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库格尔的母亲长期装病,且因犹太大屠杀的阴影时时如惊弓之鸟,并谎称她曾在集中营中待过。更糟糕的是,一群疯子烧毁了数栋农舍,而其中一家正是他买下的。一个夜晚,库格尔发现他新购置的农舍阁楼上有奇怪的声响。原以为是鼠患的他,上了阁楼之后大吃一惊:一个佝偻着、嘴巴臭烘烘的老太太正在打字机上耕耘,并声称自己就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尽管尚有疑惑,库格尔还是善待了这位老人,并逐渐发现她其实并不像自己小时候所熟知的那个永远微笑的小女孩。相反,她是一个虽然麻烦但挺惹人喜欢的老太太:热切关注自己日记的销售量,一心认为自己是个专业作家,发誓不写出一本新书绝不离开阁楼半步。
和前两部小说《上帝的凝望》(Beware of God, 2005)和《包皮吁天录》(Foreskin's Lament, 2007)一样,奥斯兰达的《希望:一场悲剧》同样试图用风趣的笔调探讨希望和意义命题。在他的笔下,上帝任性无常,希望和意义成为一个死循环,既难被构建,也无法被陈述。于是,在奥斯兰达笔下,故事并不是好人遭遇厄运这样简单,而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来源于活着本身带来的不可预测。
对于主人公天真无邪的小儿子,奥斯兰达这样写道:“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可怕又自私的罪孽。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违背本愿被从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绑架过来的。这一切,皆只因父母自私的意愿。”
诘问悲观和乐观哲学
“书中最精彩的片段:愤怒、幽默、震惊,都来自那些在人性和道德上富有争议的部分。”《洛杉矶时报》的图书编辑大卫·L.尤林说:“比如库格尔对600万人在大屠杀中死去,而弗兰克却苟且偷生的愤怒,他幻想对儿子描述大屠杀场景的罪恶感,以及弗兰克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刻与母亲冰释前嫌,但随后却对库格尔承认:‘如果我们在大屠杀之后有幸逃生,我们会比之前更加憎恨对方。’”
对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在整个犹太历史中的作用,奥斯兰达也有精辟的描述。小说中的人物朱庇特教授(Professor Jove)一次又一次地打消库格尔的任何乐观积极的念头。这位医生坚持认为,悲观主义者从来不会发动战争,而希特勒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朱庇特教授的名言是:“乐观是一种错觉,从来没有一个理由可以好到让鸡去过马路。”
奥斯兰达在本书中努力诘问悲观和乐观的哲学,好比对着一张集中营的照片,里面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对着镜头露出模糊的微笑,这时,他究竟在期许生存,还是期待死亡?
要把一本黑色幽默的书提升到道德思考的层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奥斯兰达做到了。尽管全书诙谐幽默,充满歪理邪说,但奥斯兰达想探讨的是如何把经常背道而驰的希望和命运糅合在一起。难怪书中追问: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人们还能用什么来抵抗命运?就像卡夫卡说的:“这个世界上有无尽的希望,但都不是我的。”
奥斯兰达不是第一个把安妮·弗兰克写入笔下的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中,曾描写了一个从纳粹魔掌逃脱的犹太少女,她总是幻想着自己便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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