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接见的美术三剑客：赵丹、徐韬、王为一

2012年02月21日 09:37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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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与新的战斗

当时重庆是政治中心，昆明是教育中心，桂林才是文艺中心。

1939年夏，赵丹、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在重庆演出，由于受国民党文化官员的干预，屡屡受挫，心情十分压抑。无意中，阿丹和阿王读到一本杜重远编写的小册子《盛世才与新疆》，被吸引住了。阿丹和阿王激动万分，以为那是黑暗中国的一块净土，梦想着能在那里仿照苏联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演剧体系，自由自在地演出进步戏剧，那就需要组织一套班子，要有学表演的、学管理的、学舞美的。他们考虑得很周全，阿王和阿丹学表演，朱今明学舞美，阿韬比较理智，组织能力强，学管理最理想。而且，到新疆之后说不定可以再去苏联，那里有他们眼中的艺术圣殿——莫斯科大剧院。阿王说，在新疆和政府部门各方面打交道也需要一个人，谁啊？当然非阿韬不可。阿丹就写了一封信给阿韬，把新疆这片“红色乐土”详细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阿丹那时已与叶露茜结婚，而且有了儿子赵矛，而阿王也已与俞佩珊成亲，打算一起去。他们万事俱备只欠“阿韬”，阿韬一到就可上路。洪深看了阿韬给的信说，“你开什么玩笑，组织上马上要派你去重庆三厅工作！”阿韬便回了封信给阿丹，说可能去不了了。阿丹马上又来了封信，说“你来不了也得来，我们就等着你了，你不来就不走”。阿韬没办法了，对洪深说，“我只能去了。”洪深非常生气，和阿韬吵了一架。可阿韬还是到了重庆，先和程婉芬草草办了个婚礼，周恩来参加了，还送了一套黑色的西装。这套西装一直被徐韬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

然后，加上朱今明、易烈两对夫妇一共10人，奔新疆而去。周恩来得到洪深的报告后，意识到闯祸了，这帮人怎么这么糊涂啊！立刻派人去追，但已不见踪迹。因为旁边都是日占区，他们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线路走，只能先入川，绕道甘肃，再到新疆。周恩来叫洪深亲自去追，可是10个热血文艺青年早已过了星星峡，到达迪化（乌鲁木齐），进入盛世才的地盘，要想退回来也不可能了。当看到眼前出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阿王的妻子俞佩珊哭了起来，其他人也惶惶然。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新疆原来是这样一片“乐土”。

盛世才开始还假惺惺地宴请他们，“欢迎大明星”，也让他们演了几个戏。后来，见希特勒兵临莫斯科，以为苏联必亡，便撕去伪装，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正好新疆发生了一次阿尔塔山暴动，盛世才就把杜重远抓了起来，说是他领导的。而杜重远是阿丹他们的介绍人，就以“和暴动有牵连”为由，把刚上演了《夜光杯》的5位男士诬为“汪逆”、共产党派来的颠覆分子，关了起来。

那是个像车轮一样的圆形监狱，被称为“模范监狱”，每个关在里面的人彼此见不到，更无法知道隔壁牢房的情况，只有一个透气的小窗口。一个便桶放在那里，自己解决，送饭时就打开小门。每天早晚放两次风。易烈不久就在狱中死于霍乱或者伤寒，可是外面的人什么消息都得不到。阿王在监狱里还有书看，《红楼梦》读了4遍。

当时，几个在外面的太太不知道监狱里的情况，又不让探监，完全被分隔于两个世界，她们只能自谋生路。阿王妻俞佩珊原是跳舞的，会点俄语，就在迪化（乌鲁木齐）教俄语和体操；阿韬妻程婉芬会画画，善刺绣，就做新疆帽摆摊卖；阿丹妻叶露茜则教唱歌。后来，她们又被赶到兰州软禁起来，越来越绝望，以为自己的丈夫都已死在监狱里。驻地附近有个空军俱乐部，她们就每晚去跳舞，认识了几名空军，朱今明的太太和俞佩珊与他们私奔了。叶露茜通过一个空军去了重庆，把赵矛寄在北培的孤儿院，再到昆明，与杜宣结婚了。程婉芬老家被烧光，亲人不接纳她和孩子，叫她自己寻活路，她就找到洪深，问怎么办。洪深说，估计凶多吉少，阿韬回不来了。程婉芬就去了重庆《扫荡报》当美术编辑，把儿子徐伟杰也放进了那个孤儿院，接着遇到了当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迷恋她的一个生物系学生李九皋。李已结婚，但还是和老婆离婚后娶了程婉芬。

没想到，经过周恩来和同仁的多方奔走营救，“三剑客”和朱今明于1945年2月得以释放。他们返回重庆时，文化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周恩来、郭沫若亲临会场。程婉芬和叶露茜傻了。阿丹和叶露茜抱头痛哭，但木已成舟，不可挽回。程婉芬说，阿韬只要早一星期出来，她就不会和李九皋结婚……

这年，重庆中国艺术剧社上演茅盾的《清明前后》，“三剑客”不顾长期监禁造成的体质虚弱和家破人散的痛苦，联袂出演，以新的热情投入战斗。

“剑客戏剧”的落幕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下的昆仑影片公司成立了，回到上海的“三剑客”都加入了昆仑公司。而且，阿韬和阿王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先让他们合作导演一部电影，这就是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赵丹、王人美主演，朱今明摄影。这也是“三剑客”合作的唯一电影作品，在银幕上留下了他们永恒的印记。

临近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阿韬曾要被派去东南亚发展党组织，后来又通知他不去了，要他负责保护上海的电影厂，完整交给进城的陈毅。当阿丹看到穿着军装的阿韬参加接管上影时，大吃一惊，叫道：“妈的，你原来是党员，连我们老朋友都被瞒住了！”

而阿王被派去由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筹建的香港南国影片公司拍了影片《珠江泪》，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派去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三剑客”又分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合作。只有留在上影的阿韬和阿丹还一起拍了几部戏。

1961年召开电影界座谈会时，“三剑客”在北京相会，周总理请外地代表去西山游玩时见到了他们，便说：“你们是虎口余生的人啊！来，我们照一张相。”于是，就有了一张“三剑客”和周总理在一起的珍贵合影。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厄运降临。1965年，阿韬正要把田汉编剧的《白蛇传》搬上银幕，恰逢山雨欲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燕山夜话》和《海瑞罢官》的浪潮已席卷全国，阿韬因和瞿白音、羽山合写了一篇探讨创新问题的《炉边夜话》，被作为“小三家村”揪了出来，被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

1966年6月23日，天气已经有点热了。那天早上，阿韬穿了一件中山装，还戴了顶帽子，在阳台上站了很长时间后，走进屋，看了看还睡在床上的第二任妻子赵光沛，叹了口气，关上门，走了。他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纵身跃入钱塘江的滚滚浪涛中……

阿王被关进“牛棚”挨批斗，阿丹又受了一次5年牢狱之苦，倒也熬到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便把一生的磨难写进了《地狱之门》一书……

如今，“三剑客”只有阿王尚在，前妻俞佩珊人在美国，多年来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电话铃响，阿王耳聋不便，就由其第三任妻子郑旭代为通话，俞佩珊和郑旭两人亲似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