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研究最大分歧乾嘉史学观：著好书不如多读书

2012年01月06日 11:07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金久红罗炳良杨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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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清代乾嘉史学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没有撰写出像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书，因而得出清代史学成就较前代大为逊色的结论。这一认识表面上看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偏颇。我们认为，必须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书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才能够对清代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各个时期史学研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也不相同。汉宋以来的史家之所以撰写出各种体裁的大部头史书，是因为他们遵循“直书”、“实录”的治史观念，认为记载和保存的历史事实越详细越完备，就越能够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时期史家不仅注重采用不同的体裁记载历史，而且唐宋时期还出现了通史撰述的高潮。这种大部头通史的编纂，适应了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在当时较好地发挥了史学的功能，应当充分肯定其价值。但到清代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史学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积习颇深，亟须做一番认真清理和总结。乾嘉史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考订和审查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据错误的史料撰写史书，那么编撰得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大。这一治史观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好著书不如多读书。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鸣盛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在他的史学意识中，只有根据确切、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却是所见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说：“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看读多，讲论多，著述多也。夫看读与讲论，则洵贵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由此可见，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避免史书以讹传讹。于是勘误、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

其二，考误订疑，护惜古人。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脱误已多，积重难返。王鸣盛感慨书籍“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谓真实写照。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王鸣盛指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并非志在穷责究过，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一味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最终只会毁灭学术。钱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嘉惠后学，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崔述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曾经遍考群书，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谬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也明确提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穷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标是不使古人受诬于后世，其间所体现出的护惜古人之情，与钱大昕等学者如出一辙。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驰骋议论。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王鸣盛声明：“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马融从昭受汉书》)钱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在乾嘉史家看来，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无益而有害。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促使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

在上述著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考证异同，补苴罅漏，为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前代史家相比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扬后世，但订疑规过却往往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身为史家，何人不想代圣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顺应时代需要，选择自任其劳而让后学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无疑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胸襟。诚然，乾嘉时期的学术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压之下，学者不得畅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对于时代责任的认知及其在著述价值观上的变化，更不容忽视。因为不同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各个时代社会给史学提出的任务。由于治史的任务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形式，或以某个时代特定的形式作为典型，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时代，评价其史学成就大小，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