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尖雕刻”张爱玲：人只是上帝手中的玩偶

2011年12月20日 08:5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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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漫画

我觉得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不是《倾城之恋》，也不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甚至也不是《金锁记》、《沉香屑》。那里面固然有对女性命运的精妙体察，对世道人心的一语洞穿，加之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高傲与冷，使读者仿佛五脏六腑变换了一个全新格式，但它们似乎是过于华丽了，还保有年轻时代的色彩和底调。长篇小说《十八春》却完全地练达而老成，靠的全是内里的实实在在的好，并且写了人的命运由鲜亮变为黯淡之必然，之无可奈何的宿命感。人仿佛是上界手中的巨大玩偶中的红绿骰子，在时空颠簸中颠倒一个个——其实这才是接近真相的。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巅峰处说的，既在高处，也落实地，都说在了该说的地方，多一分和少一分都是要走样的。她写《十八春》的时候是1951年，刚刚31岁。

《十八春》中的顾曼贞，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脸圆中见方，头发纷乱地拢向脑后。永远穿着暗蓝旗袍，一本线装书似的。因为她姐姐曼璐蜕变为二流交际花的缘故，她这样的穿着多少有些自卫的意味。然而在沈世均眼里，她却是“纤细而坚强的，笼统的好”。

零零散散的片段聚合，经过组合的她就鲜活起来。她是上海里弄里那个琐碎又懂事的邻家女儿。睡下了，听她母亲窸窸窣窣地在黑暗中摸索，忍不住道：“拖鞋在门背后的箱子上，我怕他们扫地给扫上些灰。”偶尔，她的暗蓝旗袍外面，罩一件淡绿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钮子，一大截手臂浴在月光里。

世均回南京的家，曼贞在上海，他在南京的雨夜里想起她，“故乡就变成异乡了”。于是他忍不住一大早下了火车就来厂里，恰在门口遇见她。他急道：“曼贞，我有话对你说。”曼贞看他着急的样子，上下打量他，一连串猜测在她脑里闪过——他订婚了，他家里出了事，他辞职……他却道：“我有好些好些话要对你说。”

张爱玲的笔仿佛是有神灵指使的。事情越是千钧一发，她却越是漫不经意。这种千百年来世间男女所痴心的一桩事，若放在俗家笔下，不知要制造多少啰嗦、琐屑而无聊的语言幻像呢，并且还往往纠结于外围，深入不到那一个层次内里。而她三言两语，全都着了精要，一下子呈现了事情的真相，直抵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仿佛是在人心尖上雕刻，如此的精妙、确切与传神。这样的工作，真非天才而不能。

《十八春》最要紧的好处还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形式所服务的内在本身。美的形式在技术上是可以复制的，它如叶片的暗影。叶子连结了枝蔓，枝蔓连结了枝条，枝条连结了枝干，许多根线条形成一个走势，顺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这核心才是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它必是赤裸的，也是坦率的，藏不住任何的秘密。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目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有对人生世态的观念。它所展现的点滴零碎，都来自这里。对世界的理解是混乱的，由这个根脉核心抽条出的枝蔓花叶，也必定是繁复混乱、没有秩序的。

张爱玲偏偏让美好而干净的生命轨迹，经历灾难与泥沼。曼贞被姐姐囚禁而被姐夫玷污，生了孩子，却不得不为了孩子再回到灾难与泥沼里——在姐姐死后居然选择嫁给了姐夫。“她固然是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但死了倒也完了，然而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止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比当初想象中的不堪更加不堪。”

我觉得她对世界的理解是悲观的，也有超现实的成分。她有着伤痛，也有着对世道人心的彻底失望。她为了保存着她的傲慢和尊严，只能选择孤独。以前很多人一提起张爱玲，就仿佛进入了戏剧情景，表情和腔调也立即被附魂了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雅。这样的附庸风雅，倒很像是街上穿着旗袍的女子。旗袍上淡青底色上绣着橙黄牡丹，似乎是餐花饮露人物，却大力骑着单车，奔波于城市街巷，令人有时空错愕之感，更觉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