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早衰的影坛才女艾霞：时代苦闷的牺牲品

2011年12月16日 08:1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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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2日，也即农历小年夜，上海影坛传出噩耗，明星影片公司女演员艾霞在新春前夕服毒自尽，年仅廿二岁！

上海电影界立即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电影编剧阿英在《友人艾霞之死》中对艾霞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并且强调：

艾霞的死，恋之苦恼只是一个最后的因子，她的自杀的动机与成长，却建筑在她一年来更发展了的思想与实际生活的矛盾上，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上，是过渡期社会中的一个殉难的人。她是以生命殉了她的还不能很科学地把握社会问题的思想。

电影评论家柯灵也在《悼艾霞》中指出：

艾霞是有才能的演员，她对待电影艺术是忠实和严肃的，但她不是什么大明星，她在电影界所经受的，白眼多于青眼。但她不愿意随俗浮沉，同流合污。……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久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

一年之后，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联华影片公司摄制的《新女性》在上海上映，轰动一时，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之一。此片正是以艾霞的一生经历为素材而加以改编。谁又能想到，《新女性》拍成仅一月余，阮玲玉也随艾霞而去。鲁迅为此写下了有名的《论人言可畏》，惋惜艾霞和阮玲玉之死。当然，鲁迅也明确表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

艾霞（1912-1934）是福建厦门人，原名严以南。早年求学北京，1928年到上海谋生，先后在南国社、天一影片公司和华利影片公司等任演员，并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艾霞1932年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电影《旧恨新愁》。翌年又主演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春蚕》，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

在接着主演了电影《时代的儿女》（夏衍等编剧）和《丰年》（阿英编剧）等影片之后，艾霞已是当时上海影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朝着“具有灵魂的演员”的方向而成长，因其扮演的角色大都身姿袅娜、性格泼辣而赢得银幕“性感野猫”的称号。如果不是那么早就结束了如花的生命，艾霞一定会跻身真正的明星之列的。

更难得的是，艾霞热爱文学，是“影坛才女”。艾霞去世前不久，就有人称她是上海影坛“四个女作家”（即高倩苹、胡萍、王莹和艾霞）之一。作者认为艾霞“很努力于作品，她的文稿，染有一些自我论的气息”又“颇能恰到好处”。而艾霞身后，又有论者把她和另一位明星作家王莹并称为“舞台二杰”，认为她们之所以“这样被人们注意”，是因为她们不但电影演得好，而且是中国女演员中很少的“能提动笔杆的人”。

换言之，艾霞和王莹一样，也是电影表演和文学创作双美并具的难得的人才。

艾霞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必须提到她的“电影小说” 《现代一女性》。这部中篇连载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二日至六月廿七日《时报·电影时报》，艾霞同时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缩写的“电影本事”则刊于同年六月《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二期。电影《现代一女性》由李萍倩导演，艾霞自己主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公映后引起很大反响，好评不断，争议也不断。艾霞以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集编剧与主演于一身的第一人，她创下的这个骄人的纪录还保持了很多年。

《现代一女性》写摩登的房地产公司职员蒋萄萄狂热地爱上记者俞冷，为资助这位穷困潦倒的有妇之夫，委身于垂涎其姿色的房地产公司经理李史，又发展到偷窃李史钱财，终于锒铛入狱。蒋萄萄希望用爱情的刺激填补空虚的心灵的努力落了空，最后受到“有着前进的思想、革命的虔心”的狱友的启发，出狱后走向“光明的路”。

虽然当时有人批评“《现代一女性》是艾霞的自叙传，片中的蒋萄萄就是她自己”，虽然蒋萄萄的转变确实显得牵强与仓促，但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所塑造的这个“摩登＋革命”的女主人公形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

从1932年末到1934年初，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艾霞在紧张地拍摄电影之余，向中国新文坛奉献了中篇《现代一女性》、《好年头》和短篇《一双黑大的眸子》，以及多篇散文和随感，成绩不算小了。《一双黑大的眸子》和《好年头》都是在她逝世后才公之于世。尤其是《好年头》，作为艾霞的绝笔，讲述“谷贱伤农”激发农民抗争的故事，体现了她对左翼文学的进一步认同。至于其作品的艺术特色，简洁明快，正如当时论者所评论的：“艾霞的文章，如黄河直泻”，“坦白得过多的坦白”，颇有“气魄”。

据阿英回忆，“艾霞！在你死前的不久，你告诉我说，在文学事业上，你只是一个开始，要我继续地帮助你”。可见艾霞在文学上确有抱负，有追求，假以时日，即便她不再从事电影事业，也会成为真正的作家吧？令人痛惜的是，艾霞在文学上起点不低，但这颗文学新星也不幸地在1934年2月12日永久地坠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