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生活和藏书：最惜《金瓶梅》不轻易给人看

2011年11月18日 08:1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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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藏书和书斋

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祥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未，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为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