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偶像”毕加索曾加入共产党 耿建羿:毕是娼妓
改革开放后,国内才重新开始出现有关西方美术新思潮的出版物。1981年的《信使》杂志曾经做过一期毕加索的专辑。“《信使》杂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这个专辑让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毕加索。”中国抽象派画家丁乙说,在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时,他从老师余友涵的宿舍发现了宝贝——一本毕加索的画册。“开始和余老师并不是很熟,只能在他宿舍里翻翻,熟悉之后才敢把画册借走。”
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访华时,曾经将25幅毕加索作品带到中国。这些作品在当时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那个时候的展览没有像今天这么‘奢华’的开幕仪式,也没有邀请明星来助阵,却有很多人排队买票,各地艺术院校组织师生来看,对做艺术的人的震撼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今天达不到的。”丁乙说。
直到现在,丁乙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毕加索展览上买了一本画册,画册有一个外皮,里面就是一张张作品的单页。看完展览后,丁乙又一遍遍地翻看画册,他对毕加索的技法很着迷,为了从毕加索原作中寻找答案,连续排了几次队买票看展。丁乙发现,毕加索大部分的作品对线条的处理方式很特别,会分成几个层面来塑造。他先用木炭笔勾出坚挺的线条,再蘸着大量的调色油画一遍线,在这些基础上最后涂黑色,把断掉的线再连一下,这就使得毕加索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层次。
艺术家周春芽刚看到毕加索作品时,觉得他的画很刺激,还有点看不懂,不过很快就适应了。“毕加索对于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他是个创作力旺盛的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都充满激情;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曾经强烈地反对法西斯,积极地参与社会。”周春芽说。
此时,西方上下百年的艺术潮流同时涌向中国,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交相辉映,在如饥似渴的研究了毕加索的技法之后,丁乙的关注点很快发生了变化。“85美术新潮”的艺术健将们也迅速将目光聚集到更先锋、更激进的艺术方向上。此时,毕加索已经离世多年,他所代表的现代派也成为了历史经典。
1987年的一天,费大为与时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总监的让·于贝尔·马尔丹,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张培力、耿建羿一起在杭州的一家酒吧喝酒。此时,费大为正在为马尔丹策划的《大地魔术师》展寻找中国艺术家。他们所在的酒吧是杭州极少的有各种洋酒的“高档”场所,耿建羿突然间恶狠狠地冒出一句:“毕加索就是个‘娼妓’。”马尔丹笑着说:“我觉得也是,我刚刚拒绝了一个毕加索的展览。”
费大为说,艺术史本身是不断否定自己的历史,1980年代后期,又一波前卫艺术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前卫艺术家眼中,毕加索的作品显得太过“唯美”,太过“讨好观众”,反而变成了被否定的对象了。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报复的总监,马尔丹当时正摩拳擦掌想要办有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展览,毕加索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展览肯定会取得成功,却没有任何的挑战性。毛焰说:“在新的潮流冲击下,没有人愿意谈论毕加索,他就像一个老国王,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与冲击。”
多年以后,丁乙在给学生们上绘画基础课的时候,仍然经常会拿毕加索的作品举例。在他看来,毕加索的作品非常讲究结构,更加几何化、抽象化,他试图从其作品的结构、色彩关系和特殊的透视系统,向学生开启通向西方现代绘画的大门。
另一方面,由于毕加索一生求变,个性鲜明,很多艺术家既喜欢他的作品又故意回避他的风格。“现在看毕加索的作品还是觉得非常好,但从创作方式上我要避开他。一方面学习大师的精神,要有自己的风格,既要向大师学习,也要远离大师。”周春芽表示。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以下图书及文章,一并致谢。
李兆忠:《艺术家张仃:毕加索的东方知音》一文,刊载于《人物》杂志;
高远:《共产党员毕加索》 刊载于《读者欣赏》;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文欢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毕加索:创造者与毁灭者》(美)亚丽安娜·哈芬顿著; 金城出版社陈子慕译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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