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父亲狱中遗著影响了我一生

问：那么，在写作上，您是怎样克服文化方面的困难的？

方梅：江西解放的时候，我17岁了，一天书也没有读过。我母亲缪敏派人直接把我接到弋阳县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她一身军装，腰上挎了把盒子枪，很英武。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妈妈后，不顾一切冲到台上，抱住她就喊妈妈、大哭，她也抱住我大哭。台下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母女二人都哭得不成样子。

后来平静下来，她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决定送我到烈士子弟学校去读书。我当时已经成年了，哪里还读得进去书！母亲反复教育我，说新中国的建设不能没有文化。她强逼着我学习。我逃了几次学，每次又都被她抓回来苦口婆心教育，也有鼓励。

1953年，我识得一点字后，母亲送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在狱中的遗著《可爱的中国》。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母亲在书的扉页上特别写下一段话，大致意思是说，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你一定要精读、细读、反复读，深刻领会书中的含义，继承父亲的遗志。

读到父亲的著作后，我的学习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觉得父亲每天都在看着我，关心着我。我前后一共只读了4年书，参加工作后，我已经能自觉地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文化了。但对于写作来说，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我讲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不是谦虚，是真话。后来写那本全传的时候，我吃尽了苦头，先后写了十几二十稿，反复修改。改了还不行，但又找不出是哪里不行，反正感觉就是不对。又逼自己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看文学作品，学习人家的表现手法，同时，还向有经验的专家请教，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

当年拍的那部电影，我提出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有位大领导听到后，很不高兴，对别人说，不要听她的，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能懂什么。我听到这样的话后，很生气，但我没办法跟他们争辩。这更坚定了我要为父亲写一部全传的决心。

为了核对某些史实，北京的一些档案馆我差不多都跑遍了。就这样，我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有些资料，当时就连搞方志敏研究的一些专家都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