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也曾试图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希望的是“谈话的对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对丈夫唯唯诺诺，连连附和，又说得出什么呢？其实，这也怪不得朱安，鲁迅刚从日本回来，谈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谈些熟悉的事，也许不至于如此吧。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1914年11月26日他收到朱安的信，在日记里写道：“二十六日昙……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朱安对鲁迅在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俞芳回忆：“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他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莱的手艺相当不错。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

不过，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对于绍兴菜也有些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但或许也有某种感情因素在内。据阮和孙的女儿回忆说，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