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家闹哄哄争论中国社会性质时，梁方仲坚持了学术独立性

南方日报：梁方仲不仅重视计量而且还重视社会调查。1939年，他曾前往陕甘三省从事社会调查，为时八个月。他的社会调查方法对他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刘志伟：在我们目前所见梁方仲先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关这些社会调查的成果不是太多。在那次陕北调查之后，他写了一篇关于驿运的文章。该文讨论的问题，我基本不懂，无意置评。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农村所作的实地调查，对梁方仲先生从田赋制度入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能不产生潜在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我们很难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要简单地指出他的哪些学术观点或视角是来自农村调查，也不免牵强。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1940年代以后有关一条鞭法以及粮长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常常会更多地引出有关农村社会关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又总能切中农村问题的肯綮，不能不相信农村调查经验对他研究历史上田赋制度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有着深刻的影响。

南方日报：梁方仲与他同时代的不少学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刘志伟：当大多数研究者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运用外来概念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并围绕这些概念争执的时候，梁先生坚持从史料考释和事实分析去解释历史的真相。他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比较早大量利用地方文献进行研究的开拓者，他特别强调地方和民间文献资料的运用，特别强调利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实物资料，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诸实践。正是梁先生的实践，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学术规范。

南方日报：为什么梁方仲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仍然能保持其学术生命力？

刘志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研究完全是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下，按照学术的规范展开的。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梁方仲先生坚持了学术的独立和研究的科学性。当大家闹哄哄地争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梁先生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必须从研究农村社会入手，而田赋制度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而他选择从明代田赋史入手去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从对田赋以及相关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得出对明清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独到的认识。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解放以后，梁方仲先生的研究，长期处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然而，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世界学术主流之中得到承认，而且能够在几十年之后仍然焕发其生命力，他所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近发展中仍然可以成为最前沿研究的基础。

【记者手记】

为学人立传重在展示其学术精神

从受众角度来说，似乎更应该以较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展示这些学人“浅度”的一面，或者与普通人的生活能够重合的一面。但我又相信另外两种理论，其一，不应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读者喜看轻松的娱乐八卦并不意味着对严肃报道的排斥；其二是有效需求理论，如果一篇报道有3000人的阅读率，但看了之后不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那么我宁愿只有30人的阅读率，但能给他们带来一点触动。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写作对象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方式，写政客明星和写学者大师一定不会相同。学者大师除非成为明星，人们一定不只想看他的私生活，学者们给世界留下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的学术作品以及他们的学术精神，给学人立传，重心永远应该是向读者展示他们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精神。

既然如此，我就决定顺应我的表达冲动，不避讳使用一些专业词语，以梁方仲的学术生涯为中心，解释他的学术理想和他的人生理想如何互相影响最终浑然天成，我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个人对梁方仲的理解过程。某些语言的使用虽然艰深，但主要是为了力图做到表达到位。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我虽然介绍了大量梁方仲的专业研究，看上去与读者毫无关系，但是我的着重点并不在于介绍这是一项多么牛的成就，而是试图将梁方仲立体化，从各个方面去解释梁方仲的整体学术思想以及治学的方法论，并且最终引入到知识分子精神的总结上。在我看来，伟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伟大，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他们能够在各种艰难困境中仍然坚持治学，并能拨开学术界的层层云雾，最终抵达学术圣殿的动力源泉。也许不同语境里不同国度中对知识分子精神有着不同的阐释，但梁方仲这一辈的民国知识分子毋庸置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典范。这才是这批学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写作者最应该展示给读者的，最希望读者能够读懂的。

南方日报记者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