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之间

同属王瑶先生的弟子，又都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按理说，我与孙玉石先生应该多有接触。可实际上，真正了解孙先生，一是同关心王瑶先生及其家属，二是1991年共同访问日本，三是有七八年间我们住得很近，聊天方便。至于他当中文系主任（1989—1994），工作上有些联系，那倒在其次。

几乎从《野草研究》（1982）起，孙先生的学术功力及个性就已表露无遗。紧接着，《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一本本厚重的专著陆续刊行，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研究界的地位。我相信，日后无论谁做新诗史研究，都绕不过孙先生的这些著述。

这些都是人所共见的，我要说的是著述背后的故事，因那更显示其治学态度。我指导的研究生经常上北大图书馆的旧报刊室，他（她）们告诉我，现在还不时能见孙先生来查资料。我可知道，很多人功成名就后，就再也不上图书馆了。孙先生不一样，直到今天，写论文需要翻查资料时，还像傅斯年当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段时间，张菊玲老师告诉我，孙老师睡得很晚，因为要从浙江大学图书馆下载“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中民国年间出版的诗集和诗论集，很花时间。以前可能“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网上能见到，赶紧下载，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作为学者，七十多岁了，别人都在做收尾工作，他却还在积累资料，随时准备开疆辟土，可见其学术志向。

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我谈到北大中文55级文学专业学生如何看待当年撰写《中国文学史》及《新诗发展概况》，其中特别提及，大概是长期研究《野草》的缘故，孙玉石先生采取一种“抉心自食”的姿态：

因此我常想，参加红皮《中国文学史》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誉”，而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是一个问题。

在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等合撰的《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有很精彩的对于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以及文学氛围的描述，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孙玉石先生严厉的自我批判。

孙先生是新诗研究者，可在我看来，他本身也是诗人，或者说，是很有诗人气质的学者。热爱新诗，同时，孙先生也写新诗，只是不太发表而已。去年四月下旬，我们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含一台题为“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的诗歌朗诵会,就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这场诗歌朗诵会精选了“五四”以来与北大、尤其是北大中文系息息相关的数十位诗人的作品，表演者都是中文系学生。晚会的高潮是孙先生作为特邀嘉宾，登台朗诵了他写于1993年的散文诗《山———一个自平原走近高山的对一种灵魂的礼赞》。那一瞬间，台下的学生拼命鼓掌，参加会议的代表惊讶不已，我则深深体会到一个老学者对于诗歌的无限深情。

我说孙先生骨子里是诗人，还包括他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近年多次听他说起，早知如此，上大学时应该选择考古学或语言学，因为，那才是比较坚实的学问。我知道，他对眼下文学研究界的浮夸风气非常不满；但这么表达，则出乎我意料。与此相关，你能理解他对什么是“学问”，以及学问的境界何在，持有很严苛的标准。不仅自律，而且直截了当说出来。这种决绝的态度及立场，当然不为那些满足于“莺歌燕舞”的领导或学人所接纳。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孙先生可敬可爱之处，也是其诗人气质的体现。

□陈平原（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