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伤痕》作者卢新华

一九八二年，卢新华大学毕业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上海市委当官，到军队当中校作家，到北京《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最后，卢新华选择了和自己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的工作，成了一名文化记者。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

卢新华在上大学时曾看到的一部电影震住了，原来地球上还有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样的一群人过着那样的一种生活。经历了多年的混沌封闭，那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内心在苏醒，卢感受到内心涌动着巨大的冲动和好奇，他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生活。在那一刻，似乎这比他已有的成功还重要。所以，他决定去美国。

卢：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思想、心灵、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相对的自由对我很重要。但是那意味着你要放弃获得的那些名利。庄子曾说，我宁可在污泥中自娱，也不要听命于哪一个人的命令，被他们拴在鸟笼里，当个鸟养。

一九八六年九月。卢新华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

卢：我当时带上全部家当，大概有五六百美金。跟我在飞机上同座的是杭州工业大学一个姓孙的。当时我们在飞机上就讲好了，我说我有一个同学来接我，万一不来接的话，就跟你先回去，假如你的邻居不来接你的话，我让我同学把你先接回去，这是心里做的最坏的打算。

当时心里有点紧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什么都不怕，也没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当年的卢新华已经成为过去了。

和很多小说描写的情节雷同，卢新华在机场没有见到同学，到孙姓朋友邻居的家中过了一个月“混吃混喝”的日子后，才在就读的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容身之地。

卢：房子很小，一对温州的夫妻住在里边，我住在外面，厨房就在旁边。他们早上起来在旁边炒菜干什么的，我照样睡。我的空间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小客厅。

交完房租和学校的注册费，卢新华已身无分文，靠向朋友借钱度日。

卢：当时我每天经过公园的时候，都会低头看地下，谁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像电影《百万英镑》里面一样看到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就好了，所以就很注意看地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到的。

卢新华操着蹩脚的英语开始外出找工。一天，在游人如织、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西木村，卢新华看到一些白人蹬着三轮车招揽游客，当听说干这活收入不错后，他循着广告走进了一家公司，申请做“三轮车夫”。

卢：开三轮车公司的是一对德国人，女的叫派克，男的叫周立。周立问我，你有经验吗？我就跟他吹牛说我家就是开三轮车店的。他说，你会修三轮吗？我说当然会修了，什么都摆弄得了。他让我跟戴维走，戴维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骑三轮车跟二轮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穿了过去，正好周立在楼上没看出来，要不然就露馅了。

戴维把卢新华带到一条繁华的街道后，就蹬着三轮招揽自己的生意去了。本以为蹬三轮只是个简单力气活的卢新华，一时不知所措。

卢：我对做生意一头雾水。本以为像摆渡一样来回接送人，也不知道吆喝。后来才知道要喊一喊，手一甩，有人就上来了，然后怎么收费，怎么找钱就不知道了。

对蹬“洋”三轮的生意一无所知的卢新华无奈采取了“守株待兔”的被动战术，但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不是客人，而是警察。

卢：警察过来对我唧唧咕咕讲了一通，然后开一张罚单，后来我才明白车灯是要打开的。心里很难过，一分钱没挣就来一张罚单。过了六个小时到九点了，还没有一个客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觉得，我卢新华现在怎么干起这个来了？那时我只想挣到钱，什么面子都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养活自己呢？

快十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在喊“TEXI”(出租车)，我看旁边没有“TEXI”。他还在喊并朝我招手，我说“ME，TEXI，ME”，他说“YES，YES”。于是，我的这第一个客人来了。

他们是一对夫妻，并且是我的校友。很多年之后他们回来怀旧，说要去校园转一圈怀旧去，那我就蹬三轮带他们去吧。但是往校园那条路是上坡，累得我汗流浃背。在校园里转一圈后，他问我多少钱？我想多收一点，又不敢多收，但是这样上来我骑得相当累。后来我狠狠心一咬牙：二十五。女的啪就拿出二十五给我，男的说“NO，NO，NO”又加了二十元小费。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要把美国人民和政府分开来，毛主席讲的太对了。

卢新华成了第一个在西木村蹬三轮的东方人，半年后，卢新华的太太和孩子也来到了美国。靠蹬三轮车，养活了全家，拿到了硕士学位，卢新华说在美国，他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美国的三轮车。

卢：那个踩三轮车的法国学生戴维根本不像我们中国的三轮车夫的形象。中国的三轮车夫都是低着头，弓着腰，骆驼祥子那一类的。戴维就像个贵族，往车上一蹬，打一黑色领结，穿一小白背心，戴一小帽。看到路人就“HELLO”，像明星一样招摇过市。他们都比我身强力壮，我知道有可能没有他们踩得那么优雅，但像阿Q要把那个圈画圆一点一样，我觉得我能够像他们那样优雅就好了。

大学毕业后，卢新华在一家图书公司做了三年业务经理，有了一笔积蓄后，开始办公司、做期货、投资股票，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个中国人，卢新华的投资行为相继失败。

卢：我又归零了。那一阵子日子很难过。作为一个男人，有家庭的责任，作父亲有父亲的责任，作儿子还有儿子的责任。后来偶然在做金融期货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在洛杉矶有赌场，收入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而且我也蛮喜欢玩牌的，后来就去了赌场。

养家糊口的压力逼迫卢新华必须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他选择了去赌场做发牌员。通过国际发牌学校三个月的专业学习和考试，卢新华获得上岗证书，进入了洛杉矾的一家大型赌场，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评估后，正式成为了一名发牌员。

卢新华从赌场重新开始，而这时，和在西木村蹬三轮车一样，他又成为了赌场被围观的一景。

卢：后来到了桌子上发现，老有人来围观看我。后来国内也有人在美国看到了我，回来写文章，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赌场还有个卢新华在这里，都成一景了。偶尔沮丧的时候会受影响，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要的。一个人想好了去要的时候，和被迫是不一样的。我不担心混得好不好，相反我还挺得意我什么都能做。把我的笔全拿掉，我照样能生存。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选择，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行为、思想都一致的人了。

卢新华在谈到小说《伤痕》的巨大成功时，相当平静，已经离着一段距离来看那段历史了。反倒是讲到三轮车、赌场经验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似乎那段生活更让他感到近切。他谈笑风生，看不到任何苦涩，悲情，坦然而轻松。有时候，他看自己的生活像看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恐怕和媒体曾在大洋这边对他生活境况的描述有着不小的出入。卢说，任何生活，只要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坦然受之。放下了高低贵贱之分，人就自由了。况且，一切生活都是创作的素材，这么看起来，就格外有意思了。

卢：这时候我就是上帝，我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牌发出去以后，就看到财富如流水一般流到这儿流到那儿。这个人面前堆了一大堆筹码，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光掉了，走掉了。后来又有人上来了，这些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你起来我下去，他起来我下去。我有时候想这些来赌场玩的人就是些猪、羊。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了？”都到赌场老板的口袋里去了。

赌桌上，卢新华的发牌技巧不断提高，一步步成为了高级发牌员；赌桌下，卢新华拼命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内心对文学始终不敢忘怀。

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有了一些积蓄后，卢新华辞职离开了赌场，不久发表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小说讲述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

卢：可以说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但也可以说我永远找不到，因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家庭、社会的责任等等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但我们可以得到相对的自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争得了我自认为足够的自由。

卢新华说，他不后悔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起起落落自然有，但足够丰富。如今，再和他提起多年前让他一举成名的《伤痕》，他并不是非常热衷，也通常看不到太多激动，他甚至总是调侃说，你看，又在提那张彩票了，卢新华爱用彩票来形容当年的成功，因为在他看来，他更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幸运。

近年，卢新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频繁地往返于上海与洛杉矶的两个家之间。半年时间在上海读读书，见见朋友，写自己的小说。半年时间回美国陪老婆孩子。卢新华说，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当作家能够及格就行。

卢：如果让我回想三十年前，我会想，《伤痕》不是我写的，只是标了一个我的名字，《伤痕》是无数个中国人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凄惨的遭遇，用他们的经历，来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我只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我不写也有别人写，但是很幸运的，命运选择了我来执笔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为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