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特别是他在中国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前，38卷本的《杜威全集》中文版早期5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总编刘放桐认为，“了解杜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了解美国。”国内知识界对杜威长久的兴趣，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杜威对中国的感情尤其是其在中国居住了两年以上。

国内知识界对杜威有兴趣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杜威对中国的感情

杜威一生为后世留下了5000多页的文章和18000多页专著。1990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出版了37卷本的《杜威全集》，这37卷以杜威生平历程的早、中、晚期为划分界限而构成。其中，早期5卷、中期15卷，以及晚期17卷，最后索引单独成1卷。从2004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购得《杜威全集》中文版权，并启动翻译工程，最后用6年时间完成了早期5卷本。此次出版的《杜威全集》早期5卷本，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收入了很多其他文集中难以读到的杜威早期论文。

据出版方介绍，杜威年轻时在一些比较冷门的杂志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学术论文，普通研究者难以接触到这些文本。而这个5卷本按照年代顺序，收入了他早期几乎所有作品。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是影响美国社会最大的哲学思潮，文集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放桐认为，“了解杜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了解美国。”

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三天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当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很乐意，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这样，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中国期间，他访问了时局并不太稳的中国各地，并在大学演讲，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已经印了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1920年10月12日，罗素在上海上岸开始中国之旅，离开中国的时间正是1921年7月11日，他在华及回国之后，写了很多文章比较中西方文化思想差异。“杜威和罗素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说，“罗素当时说了很多中国的好话，杜威当时对罗素的观点有过批评，他认为罗素对中国的赞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特别是欧洲的问题，杜威认为，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变革和再生是在罗素视野之外的，杜威对中国的态度还有更深切的参与思想。”

据刘放桐介绍，除了已经出版的早期5卷，剩下33卷基本上已经完成翻译，最快将在2年内完成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