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任伯年的画有没有市气？

王旭：海派都是以卖画为生的，身在乱世，他们为了糊口，卖画为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海派画家的笔法是高古的，但表现题材，以及笔墨语言上是生活化的。如果他们也画正统一路的文人画，估计要被饿死了。海派画家重视写生，写实，所以，徐悲鸿特别推崇任伯年先生，甚至认为，任熙是元明清以来的第一高手。这主要与徐悲鸿个人的学术观点、喜好有关，并不能代表什么。徐重视写生、艺术为人民服务，这正与海派故实化的绘画风格相吻合。如果您对任伯年先生的画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双勾白描，都取自宋人与陈老莲法。任伯年先生的人物画，在他的其他科目里是比较突出的，汲取了石涛、仁熊、仁熊、陈老莲的精髓，而冠绝近现代，这是非常难得的。不过他的山水、花鸟、动物、果蔬，师法宋元明清诸家，也非常出众，特别是浓烈艳丽的色彩，让人不觉得俗气，这就证明了他有非常深厚的笔墨驾驭能力与个人修为。

问：他也是造假画的高手。

王旭：他在20岁出头，那已经是失去父亲了，只身在上海闯荡。由于生活所迫，就造了当时的大名家仁熊的假，在街上摆摊，一把折扇，要价才两角。正好任渭长路过，看到了此画很好奇，觉得画得不错，想知道这是谁画的，就上前和这位小青年搭讪。很有意思的是，任伯年刚开始死不承认这画是假的，捏造仁熊是他的伯伯，但经不住任渭长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招了。小孩子嘛，被别人盘问多了，肯定会心虚的。任伯年很恼怒地供了画是假的，并且道出是他画的后，仁熊并没有责备他，反而很佩服这位小青年的绘画本领，所以当即决定收任伯年为徒，这让任熙喜出望外，因祸得福，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啊。。。。。。”

问：“难得糊涂”与“大智若愚”有什么区别？

王旭：“难得糊涂”是郑板桥语，“大智若愚”是老子语，这两人都是忧国忧民，为民分忧解难的，但他们都很无力。郑板桥做官十年，将自己的工资都用在了赈灾上，在山东范县当县令两年，被辞退后，依旧是两袖清风，生活不能自立，借了朋友的三间房子，几亩地为生。不是说他的工资少，攒不下钱，而是他爱民心切，一心想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不停地将自己的俸禄都捐了出去。不过还好，他在潍县当了八年左右的县令以后，不再是范县那么清贫了，他完全是一位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了。这也是因为他在宦途中为民办事，获得了好名声，所以找他买画的人多了，他的钱袋子也鼓了。他很极端，富商找他索画，除了不给还大骂而去，穷人找他，那怕是不给钱他都乐意。他说，我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穷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可见他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排斥与不满，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事实上，结束仕途以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很少有机会能得到他的画。所以，富商动了脑筋，请托儿找时机在郑板桥面前吃狗肉。有一个关于郑板桥与狗肉的故事，到现在还被人趣谈。说是板桥傍晚散步到一间破庙门口，闻见了狗日飘香，就进去了。一看是一位白发老头儿在那烤狗肉吃，他就情不自禁地讨要了，结果正中下怀，老头答应了，就一起吃。吃完了以后，郑板桥问老头：“当今谁的画最好”？老头说：“郑板桥，但只是道听途说，没有见过，不知真好还是假好”。这算是激将吧，正好板桥有赠画答谢的意思，所以，就当即答应给画。后来知道了此事是富商设下的圈套，恼怒并大骂。设圈套也是一种必然，那时的郑板桥很抠门，写了详细的润格，强调只认真金白银，不准送礼换画，不准赊欠，不准论交情，不准讨价还价，将人拒之门外。他写的很详细，很有意思，很调皮，你看很多资料上转述记载得一清二楚：“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

问：板桥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画了吗？

王旭：那时的正统是清政府提倡的以“元四家”为面目的文人画，端庄清淡，拘谨浮滑。而郑板桥处于与清政府不合作的状态，所以他的画和书都是丑而雄，丑而秀，以丑为美，笔笔有法，而又笔笔无法，受石涛的影响很大，站在了如意馆的对立面。

问：“难得糊涂”是不是一种智慧？

王旭：它不像“大智若愚”那么单纯。郑板桥是在失意的时候提出的，有着很强的遁世逃避思想。而“大智若愚”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是为官方量身定做的执政策略：让利于民，不斤斤计较与民争利，不乱定法规扰民。

问：我想转换一下话题，问您一个关于书法临帖的问题，您有什么学习方法？

王旭：学书法真的很难，不应该一辈子停留在临摹上，更需要多看，多读，多听。临帖是一个过程，但必须得临，没有这个过程是万万不行的。掌握了一家之法以后，就要通百家，有条理的、系统地去学，逐渐升华到晋唐。现在人总是一开始学二王、颜柳，将宋元明清的东西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只有晋唐的东西才是正宗，这是不对的。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优势，汉魏质朴，晋唐劲秀，北宋浑厚华滋，元代飘逸，明代霸猂，清代是粗犷与工整一路，这些都需要了解与借鉴，否则是不能立家的。立家就是学贯古今法，有自己的面目，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但是，书法家不懂诸家理学，不懂书画鉴赏，特别是绘画史论、鉴赏这一块吃不透，是谈不上书法家的，只能是门外汉了。从民国以后，写字的几乎不懂画，或者稍微懂点的，都不深入。所以说，近现代至当代是没有像样书法家的。

问：您怎么看颜柳的书法？

王旭：现在看来，颜柳是晋唐以来的楷书之巅，特别是颜真卿，他的书法有至柔的理学内涵，能胜万物，能催百坚，稳重沉雄中继承和发扬了张旭的文采，与王维、王洽、张璪、毕宏等的中国文人画比肩，是唐代文人书法的一个标志。相比较颜真卿，柳公权就逊色了很多，他除了借鉴颜真卿的柔，也取了欧阳询的生硬与板滞，因此可以说，学颜真卿难，学柳公权易。

问：为什么？

王旭：打个比方，老子将水比作道，就是因为水之性是至柔的，能下流而周流、环抱、滋润万物，这是一种无为、无欲、不争的美德。水的这些习性，往往不张扬、不外露，不表现在外，所以，人很难发现，也很难得到启示，那么，学起来就特别难，没有成法规矩可循。火之性烈，瞬间能摧毁一切，这就好像人的脾气，暴躁、易怒，容易败事。人的恶习是不学而会的，按照荀子的话说，天生而来的，需要用后天修道来驱去。我们的身边，打架、盗窃、抢劫、强奸时常发生，这些有机可循的“坚”，经过耳闻目染，一不小心会被传染。经过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难，因为他书里面有很多至柔的理学思想，是形而上的实理，是上达处。而柳公权的，有明显的雕琢成分，有机可循，那么，学起来就简单了。董其昌之所以是明代第一书家，就是因为他的书法至柔中有至坚，绵里藏针，有晋唐之劲秀，有北宋之浑厚华滋，也有元人之飘逸。从总的面貌来说，他的这种外柔内坚的风格是不大容易被人理解的。理解了也罢，理解不了也罢，这终归是正道，曲高和寡也是一种美。

问：难道柳公权不如董其昌吗？

王旭：我只是将柳公权与颜真卿两个人进行了一些比较，从而有了一些对柳的否定。但是，柳公权是颜真卿以后的楷书第一大家。宋元明清书家，几乎都是围绕着颜柳二人的面貌来发展的。即便是米芾、黄庭坚、苏东坡、蔡襄，其书法里都有很重的颜柳味道。董其昌只是放在明代里是比较突出的，如果和元人比较，他会输鲜于枢、赵孟頫很多的。

问：您怎么看文征明的书法？

王旭：吴门里的几家，沈周与文征明都是学黄庭坚的，石田得其形，文璧得其神，但是文征明的书法，依旧有剑拔弩张的习气存在，所以他就不如祝枝山了。祝枝山能把黄鲁直、大米之法食不露骨，实在是高明。唐寅的书法也不怎么样，学了很多赵孟頫，内涵上有些空白。

问：您认为如何读贴？

王旭：读帖必须明理，掌握书画史论与鉴赏，这是临摹后的一个阶段。读帖是心学，临习是实践，两个不同的阶段，是针对不同层次而言的。人也不能一辈子钻研印刷品，更应该放勤快点，多和人交流，多读书，多看真迹。印刷品再好，也印不出古人的真面目来。当代的书法家之所以水平不高，可归结为懒惰与愚昧。有的人大把年纪了，书法观念依旧处于小学时代，写字还是用一得阁加自来水，满纸狼藉，对着自来水痕迹喊“韵味”，让人不禁失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能干出这事来？

问：可是有些人也写得很传统啊？

王旭：什么是传统？传统不是做工匠，做走狗，而是逃脱藩篱，自立面目。我在拍卖会、一些展览上看到一些古稀之年的书法家照抄张瑞图、王铎、《兰亭序》、吴昌硕，临都临不好，满纸假惺惺。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作品，都会不禁感叹：“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干这事！”真的，现在的一些名家啊，权威啊，连小儿科的东西都不具备，更别把他们看成什么神了，我看是魔鬼。有人花草、鱼虫、家禽、人物等全是年画味、贴窗户的东西，一看就是旧社会过来的，那种习气始终未改，我看他是改不了啦。

问：艺术能不能为人民服务？

王旭：绘画也有为君学，为民学，但是后来大多都是为君学，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连文人画也没有幸免。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画什么画必须要与革命运动站在一条线上，写什么理论文章，里面必须带有马列主义、什么什么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一面。文人作画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要把口号喊得那么响亮，艺术就是为己学，不是为人民学，学好了以后，才能与文化并肩净化人的思想。

问：文人画怎么是为君学了？

王旭：唐宋元明文人画都是为己学，直抒胸臆而已，但到了清代，在野文人画却成了正统，满清政府为了政治上的和谐，拉拢文人，设立了如意馆，大推文人画，也就是说，有“元四家”面目者，就是满清首肯的。都说艺术能为人民服务，但事实是，“艺术为人民”这句话是骗人的，从古至今，人民满意的，都是低俗的艺术，那些艺术家只是为了谋生而画画，迎合世俗的口味，谄媚权贵势力，掏空人民的口袋，为自己谋福利。

问：那怎么会有“艺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呢？

王旭：这是近现代革命运动的产物，与艺术本身无关。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书家、画家说自己的艺术是为人民而画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粗浅、无知、自大、贪得无厌的说法。艺术本来是自己的，管别人什么事儿？如果一味地琢磨别人的心思，那只能说，这个艺术家是投机的，没有自主与独立的人格。为什么强调人品第一，画品第二呢，就是这个道理。

问：现在不是有“人民艺术家”吗？

王旭：是的，现在动辄说某某是“人民艺术家”，某某“德艺双馨”之类的，其实都是大话套话，骗人骗己的悼词。当代的画家一个比一个自私、无知，谁还管人民的死活呢？学问也应与时俱进，美院现在依旧继承发扬着旧时代徐悲鸿先生留下的残羹，整个理念完全是徐悲鸿的。画什么工农阶级、穷苦大众、革命队伍、高速列车、飞机大炮、水利工程等等，思维狭隘，眼光如豆。文人不该被物质文明牵着鼻子走，更应该善于升华。

摘自《王旭答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