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不能不看看拉雪兹公墓。革命者看巴黎公社社员墙，音乐人拜谒肖邦和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文学人更幸运，莫里哀、拉封丹、巴尔扎克、斯坦因、普鲁斯特、王尔德……许多风格迥异的经典作家皆安息于此，可谓文坛圣地。

我去拉雪兹墓地之前，想象中这些文学家的墓前都应该是鲜花似锦，庄严肃穆。没想到实际情景大出意外。莫里哀的和拉封丹的墓地古色浓浓，清寂如水。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墓前鲜花寥寥，远远谈不上隆盛。不过这倒符合文学的本性，真正的作家永远是寂寞的，人们好像 “读懂”了他们，本质上并不相通。所以，鲜花对于作家来说，只是一种误读。然而，当王尔德的墓映入眼帘，却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造型雕塑迎风挺立，仿佛由天而降的一个神灵。雕塑下部不仅有参差起落的鲜花，更有不计其数的红色唇印。仔细看，伴着唇印的还有长长短短的热情留言，其中的几条留言还是中文的！

王尔德享有的这般厚待使人感叹。作为生存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英国人，王尔德一面背负着维多利亚时期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一面又呼吸着世纪末自由解放的艺术空气。他在历史的夹缝中选择了唯美而快乐的人生，全然不顾习俗的压力。在他看来， “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如在伦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如此立场，既能使他写出 《道连于雷的画像》等传世名作，又能让他踏入 “同性恋”的雷区锒铛入狱。这样一个悖论化的人物，犹如他的斯芬克斯形状的墓，按理说很难被社会理解。但事实恰恰相反，王尔德成为拉雪兹公墓最大的热门。

王尔德凭什么这样红？也许，是因为他活得最真实。

王尔德说过： “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他所说的 “生活”，潜含着 “活着”的精神内涵。这可以从他的另一番话得到验证： “活着是珍贵的，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然而历史上很多人都想“活着”，但结果却只是日复一日地“存在”。为什么？不是因为胆怯，不是因为愚鲁，而是没有像王尔德一样深深地与历史同呼吸，用历史的深刻与复杂雕刻自己的人生。人们常常简单地将生命的真实定义为符合某种外在的标准或内心的渴求，但这往往是失去人生的陷阱。每个时代都为个体的成长通过了条件与极限，能不能实现它，是判断人生是否真实的基本标准。一个原始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真实，是发现钻木取火，而一个现代人的最高真实，可以九天揽月。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探索历史的边界，试验社会承受的最大值，为整个社会的运转提供范式。这需要方方面面的人物去挑战成规，需要一大批尝试者去拥抱失败。社会不经过这样的无序就不能达到有序，不经过这样的无知就永远不可能成熟。王尔德的价值正在于此：他崇尚唯美主义快乐主义享乐主义，把人性深处的一种狂欢本能发掘到极致。这种本色化的生活，表面上很感性，处于社会价值的边缘，实际上很理性，是对社会生存方式的有力校正。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伦理清峻严苛，甚至连 “大腿”一词都不能使用，只能以 “黑肉”来替代。王尔德冲击的正是这种清教化的道德秩序，符合历史的内在要求。

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经常会出现维多利亚时期的禁锢倾向。这种禁锢一般来自少数精英阶层一统天下的欲望。文化禁锢时期的特色是高尚而单纯，要求整个社会服从于一种高于大众普遍水准的理想化生活。从抽象的价值观上看，这反映了人类自我超越的一面，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但从历史伦理来看，这条路是极其狭窄的，会将人民的生活限定在貌似优雅的舞步里，使大众丧失自身的生活，被动地 “在针尖上舞蹈”。王尔德的文化功能，本质上是修复性的。他以肆无忌惮的快乐哲学，拓展了英国社会的道德边界，舒展了清教伦理近乎僵化的筋骨。

历史有时有些迟钝，但终究会呈现出自己的公正。 1895年4月，王尔德因 “有伤风化”罪被判服苦役两年。 1998年11月，王尔德雕像在伦敦阿德莱德街揭幕。颇有深意的是，雕像下刻着王尔德的语录：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王尔德是幸运的，他被自己天才性的创作业绩、被热爱他的全世界 “粉丝”保护了下来。仔细地看王尔德的行迹，他与一般的反叛者有巨大的差异：他随时都在反思自身，追求 “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始终很清楚自己行为方式的社会意义。可以说，他是在自觉的批判意识下走到文化冲突的锋面，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困境而“活着”。这是十分勇敢的选择，当然也使他的人生充满了缺陷。任何自比 “圣贤”、 “完人”的人都不敢这样生活，更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写作。然而，我们当下大众文化的自由解放之路，却正是由形形色色的 “王尔德”开辟的。而当年蔑视王尔德的贵族名流，都湮没在遥远的灰烬中。即使如此，有的人始终还没有弄清一个基本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但要有宏伟的目标，同时还要给国民幸福的过程。一个社会要让人热爱，必须要有值得让人投入其中的生活！精英的文化哲学应该以大众的生活哲学为基础，这样才具备时代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大概是王尔德留给世界的最大反思点。（文/梁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