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一个午夜，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南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的家中离家出走。2天后，这个俄罗斯最著名的人失踪的消息见诸报端，并立刻引起了轰动。公众猜测着他可能的去处，他为什么要离开。很多人愿意相信，他走上了心灵的旅途，又有传言说，他仅仅是逃离婚姻的麻烦。出走几天后，托尔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结束于遥远的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车站的站长室里。媒体蜂拥而至，从阿斯塔波沃发回的电报记录着托尔斯泰的体温与脉搏，占领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

这个故事的插曲是索菲亚的命运——与托尔斯泰结婚48年的妻子被遗弃了，她在得知丈夫离家出走后试图自杀。她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拒之门外，因为“这也是他的意愿”。她走到站长屋子的外面，试图从窗外向内窥探，这一场景被无处不在的摄影师及摄像机捕入镜头。一位记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她走过列夫·托尔斯泰躺着的房子，就像鸟儿想飞进她的挚爱所栖息的巢穴。”索菲亚仅仅在她丈夫陷入昏迷后才被容许进入房间。他去世于1910年11月7日。

托尔斯泰的许多传记都记载了这些事情，也成了最近的电影《最后一站》的主题。而今，又有两本新作问世，分别记录托尔斯泰的最后岁月和他与妻子的关系。

列宾画笔下的托尔斯泰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托尔斯泰夫妇结婚48周年留念（1910年7月）（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俄罗斯“首个伟大的现代大众传媒事件”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巨人，然而威廉·尼克尔在他颇有见地的《托尔斯泰之死》中认为，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其说是一个光辉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是俄罗斯“首个伟大的现代大众传媒事件”。

尼克尔研究了托尔斯泰驻留的8天时间里，从阿斯塔波沃发出的1000多封电报以及数以百计的报纸报道。“在阿斯塔波沃的最后日子里，”他观察到，“托尔斯泰和电报已经密不可分。”

当托尔斯泰的家人和追随者互相将矛头指向对方以撇清自己的时候，大量日记和信件纷纷发表。尼克尔说，“对于隐私的发掘令人震惊。”世人了解到，托尔斯泰怨恨妻子在深夜窥探他的文字，决定逃离，而她曾试图在家中池塘淹死自己，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已经与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一起结盟反对她的母亲。

托尔斯泰在1860年代末陷入“精神危机”，发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完全放弃了小说的写作，陷入对哲学和宗教的沉思，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战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被查禁了。他也因此和教会发生了决裂。

此时的沙皇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托尔斯泰同情农民和底层社会，他所倡导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和博爱激起了巨大反响，托尔斯泰的周围集中了大量信徒，他因其政治影响力被称为“第二个沙皇”。他的思想甚至影响了后来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

东正教教会试图将其驱逐——但用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教会和沙皇政府一样，不希望与这个“俄罗斯土地上最伟大的公民”正面为敌。托尔斯泰主义者也许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尔斯泰这座本尊不会。

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官员们试图将这位贵族小说家与他最后三十年的思想领袖身份区分开来。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举行的他的葬礼上，政府表达了哀悼，同时布置了大量警力，确保大规模的哀悼不会引发动荡，甚至像1905年一样引发革命。另一方面，教会将托尔斯泰描述为一个迷途知返、企图忏悔的罪人，然而，他最终没能和上帝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