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1872～1950年)，四川江安人，字淑和，号藏园居士等，别署藏园老人、清泉逸叟等，早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18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1年傅增湘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3所女校，并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总办，为我国公立女学的创办者。1908年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在其任此职的三年中，大力推广小学，还在保定、天津、滦县、邢台等四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广储师资。

辛亥革命爆发，他随同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政府内阁中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议，他即行辞职表示反对。从此，他脱离了政治舞台，埋头书斋潜心治学。

读书生活

退职居家后，他在聚书之余，更爱读书，尤有校书之癖。余嘉锡撰写的《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谓:“江安傅先生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之曰‘藏园’。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则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又云:“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傅增湘自谓:“独于古笈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文苑英华》校本书后)他还认为“文章公器，非可自私”，“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六十自述》)。

各地寻书

傅增湘是民国时期的五大藏书家之一。1911年后，他即开始倾力于藏书。所得薪金，除去生活费等必需的开支外，全部用于购书，有时甚至举债收书。虽然限于资金，他无力多收那些传世的善本古籍，但由于他学识渊博，独具慧眼，常能从不为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一些沉晦多年的精椠秘集。有些因无人识得而行将毁灭的珍籍，也因他的赏拔而重获珍视。其藏书有宋刊本180多部，元刊本有《资治通鉴》等，明刊和钞校本30000余卷以及旧藏共约10万卷。

校勘古籍

傅增湘藏书的目的，不是炫耀富有，而是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辛亥革命以后，他通过在上海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孙的交往，更深感校勘学之重要，自此即决心以毕生之力校正古籍，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创造条件。他到了晚年则更加勤奋，天天伏案校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在30余年中，共校书16000余卷，并撰有题跋500余篇、校记若干种。其致力之精勤，在古今校勘学家中都是少见的。他总是选佳本中的精洁者为底本，再依据难得的善本，而且“必兼采数本，一本或复勘再三”。在校勘过程中，他总要反复推求诸本之优劣及嬗递源流，并工笔楷书，详记校勘所得，所校古籍质量之高，颇得学术界之好评。在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本)中，他勘校之书已全部录入，可见学术界对其校勘成果的高度重视。

傅增湘著述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共4集；《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藏园续收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最珍秘善本169种；《藏园群书经眼录》，又名《藏园瞥录》，共19卷；《双鉴楼主人补记莫氏知见传本书目》稿本4卷；《藏园校书录》稿本，汇编其校语50种；《藏园序跋集录》稿本；《藏园东游别录》4卷，为其赴日本访书记录；《藏园遗稿》，汇其题跋若干篇。此外尚有《藏园六十自述》、《藏园七十自述》、《双鉴楼杂咏》、《藏园日记钞》、《宋代蜀文辑要》、《清代典试考试》、《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涞易游记》等。

拒绝南下

1948年秋，北平即将解放。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受托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到傅增湘寓所拜访，称当局愿以专机安全护送他和眷属以及全部藏书去台北，保证生活无虞。傅不顾胡的一再劝说，拒绝南下。

1949年9月间，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出版界元老张元济，于会议期间曾两次看望病榻上的傅增湘，张曾以面告和函呈两种方式求助于陈毅:希望政府及时救援贫病中的傅增湘。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后过问了此事。当专人持周总理批示和陈毅原信前往探视时，傅增湘已病逝于藏园，终年78岁。

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1905～1974年)，将藏园遗书中的480部(约3500册)和傅老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