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领袖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

五四运动“四大领袖”，主要是指思想领袖或曰精神领袖而言。他们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有四大类：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的旗子蔡元培高举着。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运动在南方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受挫而暂处低潮中。在北方，民主主义却有上升之势。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蔡元培本来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与自由。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他多以教育家身份出现，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教育实践中。在近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总是以社会主义为盟友。蔡与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欢迎十月革命，同情社会主义，甚至在五四运动中还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民主主义的旗子亦更加鲜艳夺目。

社会主义大旗由李大钊高擎着。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关于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革命观大转折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都追寻民主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强权击败公理，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这时正值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布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的视线转向俄国，转向了社会主义，不少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主义思潮，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不抵抗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这些思潮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与关注，但也搅乱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判了各种改良型社会主义，纠正或扭转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斗争的疑虑，李大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径”；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斗争即将“熄灭”，而代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社会。在李大钊看来，协合、友谊、互助、博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社会。在李大钊有关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队伍，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保证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激进主义的代表是陈独秀。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激进主义不同。近代的激进主义是包括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革命主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特别猛烈，常被称为是一员“闯将”。当然，这种激进主义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偏激，以感情代替理性，说了一些过头话，如他在批判旧道德时，一概否定为“奴隶道德”；反对旧文学，一律斥之为“贵族文学”；在对比中西文化时，认为中华民族一切都是“卑劣”的，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主张“欧化”；等等。当然，这些言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之词，也有一些“重病需猛药”之意。

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胡适自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的运动。他把自由提到相当高度，几乎达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雾中。他把争取自由与提倡个性解放与女子解放联系在一起，严厉谴责社会对个性的摧残、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罪恶，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能迷失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知识女性在胡适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号召下，纷纷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争做与男子一样的“自立”新人。胡适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追寻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路线），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但其多数最后都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四大领袖的一大特点，就是“和而不同”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这里，李大钊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一是“许多主张不同”。这集中反映在四大领袖的关系中。

所谓“颜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帜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都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平等。这一爱国主义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构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他们相互间组成了一个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单有蔡元培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同样，单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也不会有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为陈、胡、李等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大平台，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发挥各自的聪明才干；而没有陈、胡、李对蔡的众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甘愿冒风险去保护朋友、援救朋友。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他们四人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当然不同，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当然也有极大差别。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矛盾逐渐显露，分歧也越来越多。这便出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出现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然而这一论战的性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夸大了。现在，学术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识，即认为这一争论不是敌我性质的问题，而是统一战线内部的路线、道路、思想之争。

四大领袖之所以长期不被承认，有历史方法与历史观点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不够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分前期与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五四爱国运动。前期是民主主义运动，后期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主要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甚至陈独秀、李大钊都属这一类型。但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今天所以在“五四”领袖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有模糊认识，主要是未能把五四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代替整个五四运动，挤掉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只承认李大钊、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而否认蔡元培、胡适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这种割断五四运动历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错误历史结论。

一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其晚期的历史问题否定其前期的功绩，否定胡适、陈独秀为五四运动领袖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否定胡适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四年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做了国民党的官。其实胡适一生主要还是文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做国民党的官时间较短。何况他做国民党的官恰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做大使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传中国抗日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不仅不是过反而有功。陈独秀的问题比较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派”问题。陈当然有错误，但这些问题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搅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错误的替罪羊，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要打击对象。总之，对个人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与评定，对其一生的评价，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采用减法，用错误去抵消功绩，或用功绩去抵消错误。陈、胡问题，用后来的历史问题去抵消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地位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一是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在极左思潮与“唯阶级斗争史观”盛行的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民主主义，都成了反对与打击的对象。蔡元培、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怎么会承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呢？在极左思潮下，历史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历史就只讲革命性，不要科学性；不讲学术性，只讲政治性。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也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要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则谓其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历史，搞民族虚无主义，不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不能承认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史观”，是否定或不承认蔡、陈、胡，甚至李大钊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祸根。

（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