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旭东接受早报专访首次公开与萧军的父女关系

早报记者 马俊

在2007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纪念萧军百年诞辰”暨《萧军全集》纪念大会上，萧军的二女儿萧耘在发言中对为《萧军全集》出版致谢的人名中提到了一个不为人熟悉的名字：鲍旭东。前不久萧耘在她编写的新书中，再次提到了这个名字。这个被萧耘两次提及的鲍旭东与萧军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近日鲍旭东专门撰文《父女如影》，首次公开了她与萧军的父女关系，称她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我1953年出生在北京，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而萧军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东方早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讲述萧军的这段故事？

鲍旭东：首先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是事实就应该被还原。萧军已经不在了，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连我自己都五十多了。现在尽可能让这段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避免以后以讹传讹。其实最不愿意提及这段历史的人就是我，在这段历史中应该说我受的伤害最大。而且我不希望让这件事情变成了八卦和炒作。当年萧军逝世，他的追悼会我也没有参加。那个时代的社会宽容度跟现在不一样，我得让他平静地走，得兼顾很多人的感受。原先我总把它看成我自己的事情。但现在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在研究萧军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他进行评价。研究一个作家，就不能不研究他的经历。而上世纪50年代的这段经历，对萧军的文学生涯是有着很大影响的。所以，这就不只是关乎我一个人感受的事情了。我有责任告诉大家。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从来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成长的轨迹肯定迥然不同。对萧军有怨恨吗？

鲍：怨恨谈不上，但小时候心里很难过。若在父母身边长大，人生轨迹的确会不同。但是孩子的出生就是一种偶然，在儿时的成长也是被成人安排的，这些都没法选择。那时候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填档案，也确实受到了一些牵连。年轻时候心里会有一些不平，但随着年岁增长，也就包容他了。毕竟他也还是尽他的可能关心我。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在我很小的时候，很需要被关爱的时候，恰恰也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无论是国家民族的整体环境，还是他们个体的生活境遇，都是如此。他有心为之，无力实现。这是我的不幸。幸运的是，抚养我的包妈妈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她有着很豁达和宽广的胸怀。我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床上，她一边为我穿衣服，一边告诉我很多事情。她把我的身世，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对我说不要觉得他们不好，不要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有很大的难处。可以说包妈妈教给我的，是爱而不是怨愤。

东方早报：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性格就很独立要强？

鲍：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和成长经历，一切靠自己的意识从小就特别强烈。还得感激父亲遗传给我一个好的身体，这身体里流淌着如他一般的热血。他是那种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在逆境里也能奋起的人。所以我16岁去黑龙江兵团，在北大荒待了四年。那么辛苦的四年，身体没有累坏，心理也没有累垮。回北京之后，我进了工厂，在厂里做服装设计。后来在北京市经委主办的设计大赛中，拿了一等奖当中的第一名。这时候萧军已经躺在病床上了，还从报上看到了这个新闻，用笔圈出来做了记号。其实他一直在关注我。在我很重要的一些人生节点上，他也给了我很多忠告。比如说，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就说，结婚了就是两个人通过婚姻绑在了一起，用三条腿走路了，一定要协调好；要是发现实在走不了，那就松开。他总是用这种很形象的格言式的比喻，告诉我一些道理。正是因为我在他身边的时候少，所以印象都特别深刻。

东方早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萧军的作品的？你觉得他给你留下了什么？

鲍：我从北大荒回来之后，萧军就把他自己存着的一些早年间的作品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年轻，20岁左右，因为时代、语境的变迁，并不能完全看懂。但是从中我却可以读出他的性格。这些性格也正是他遗传给我的，不屈、坦荡、真诚、直爽。后来在萧军逝世之后，他的女儿萧耘拿了一批他1979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各地演讲谈话的录音带给我，让我帮忙整理。就在听这批录音带的过程中，我更加深了对他的理解。我虽然从来没有在萧军身边生活过一天，虽然我对他的认识几乎全都来自他的作品和这些录音，但是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心能够贴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