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社和翻译生涯的开端

1941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苏联塔斯社商量合办中文刊物，为反法西斯做宣传。地下党领导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点翻译工作。那时盛峻峰大约18岁。第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译作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用了笔名“草婴”。

其时有不少国家的新闻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草婴1945年正式加入塔斯社。该社在上海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时代》、一份英文报纸《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WarNews谐音），还有一个“呼声电台”。草婴记得，有位苏联女广播员能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电台音乐节目的是个中国人，叫李德伦，每天早上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出唱片来放。解放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过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当时国民党封锁战争消息，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姜椿芳请精通法语的傅雷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然后译成中文。草婴于是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译稿。

1940-1950年代，在“以俄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党的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同时向中国读者引介俄苏文艺作品，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1955年，他发表了译作《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尼古拉耶娃等著），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读后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草婴的学生章海陵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很可能是文学浏览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婴优秀的译笔，令原作大为生色。”

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俄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

在他心目中，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继承托氏精神及技艺最成功的一位，所以他在1950年代倾力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年的最后一天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卫国战争期间，“不是阵亡就是叛徒”，许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归来后都承受过巨大苦难。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广播这篇小说时万人空巷，许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下眼泪。“草婴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马上感觉到其中的内涵意义，立刻动手翻译。”

草婴后来写道：“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常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大约四千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摆着没人动用的餐具。”

他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感兴趣，解放前译过《学会仇恨》，解放后又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垦地》）和《顿河故事》。

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作伴。一次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他曾向朋友透露他翻译的工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比如老朋友孙道临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草婴据此作音韵上的调整。在华东医院，他们也曾经是邻居）；最后根据编辑意见作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辽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4卷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

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著寂寂地躺在他的书橱里。

徐振亚在《复活》的几种汉语译本中最推崇草婴的译本。他说，草婴吃透了原著，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的命运常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记得，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1985年，他第一次随代表团去苏联，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

1996年草婴这样写道：“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断

草婴说，知识分子要有5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1950年代反胡风时，朋友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他一个字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对年轻时崇拜的斯大林他也有自己的反思。在给朋友蓝英年的信中他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包装，“文革”后，草婴与巴金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摄影人杨克林编著了上下两卷“文革博物馆”画册，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的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比较草婴与妻子在1940年代、19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3/4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中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到今天，他们已经一起走过60年了。

采访中，老两口核对着人名、事迹，翻拣记忆中压箱底的部分，场面很温暖。

他们的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上海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盛天民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她会推草婴去看看。

“文革后千字50元，几十年没变”

人物周刊：能讲讲盛家家风吗？

盛天民：宁波很早就有开放风气，草婴父亲这辈人里就有许多人留洋，所以他们家既有传统，也有西方的影响。家里摆设也是中西合璧的，有条幅字画，也有沙发。草婴的父亲留学日本，受的是德式教育，所以做事非常严谨。这一点好像传给了草婴。他一个姑妈留学美国，最大的姑妈留学法国，大姑父也留法，回来后到杭州当市长（1931年6月-1934年2月），叫赵什么……

草婴：（冷不丁缓缓道出）赵-志-游。他是中国第一个会开飞机的人（做驾驶方向盘动作）。

人物周刊：现在先生完全靠稿费养家？是不是稿费蛮高的？

盛天民：解放前还可以，后来不高。解放后他们这些搞翻译的等于开始自谋生路。1954年成立了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就8个人，巴金是会长，专职翻译就是罗稷南、傅雷、满涛、梦海和草婴。虽说挂靠文联，但没有编制，也不拿工资，就是靠稿费；50年代有印数稿费，每次加印有稿酬可拿。“反右”时姚文元说要取消，后来就没了。“文革”以后千字50元，几十年没变。

人物周刊：据说1982年盛姗姗是用父亲3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2000块，换了张去美国的机票。

盛天民：是的，一次性付给2000元。

人物周刊：“文革”过后，领导出面请您当上海译文社社长，为什么不当呢？

草婴：我就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翻出来，这是我更想做的事。

人物周刊：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讲过这么一个看法：真正的世家子弟紧要关头都是蛮舍得的，钱财舍得，乌纱帽也舍得。

盛天民：结婚60多年，我觉得草婴是个非常坚强的人--75年那次胸椎断了，他没有资格看病，医生叫他躺在木板上半年，让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样躺了一年，稍微动一动都痛得钻心，但他挺过来了。他碰到事情很冷静，会用自己的头脑分析，不趋炎附势。还有就是他耐力非常之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

草婴：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这就是胜利。

盛天民：他们当年一起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当官了。这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多作品留下来。”是呀，当官这种，过去了就过去了。

人物周刊：俄罗斯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家，先生为什么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

草婴：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用自己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要让这种悲剧不再上演，就要培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建立平等的关系，宣扬人道主义的精神。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盛天民：你说的好些作品是后来引进中国的，我们这辈人最早接触到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

人物周刊：在您之前，《安娜·卡列尼娜》有周扬、谢素台的译本；《复活》有汝龙、力冈的译本；《战争与和平》有郭沫若、高植的译本，您翻译时会不会对照着看一看？

草婴：没有时间这样做。

盛天民：我记得大概是汪道涵讲过，草婴翻的《安娜》比周扬的好。

草婴：讲过这话的么也不止一个喽。

人物周刊：翻译了那么多苏俄小说，在那么多女性形象里，您最喜欢谁？

草婴：安娜·卡列尼娜啰。翻译的时候我常常哭，一个人偷偷哭。巴金先生讲过，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的高峰，代表19世纪的良心。他的小说是炉火纯青的。

人物周刊：如果还有精力，您会选些别的俄罗斯大家的作品来译么？

草婴：还是托尔斯泰。

人物周刊：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您比较担心的？

草婴：比较担心的就是，现在的人比较浅薄。

盛天民：还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比较厉害，他以前讲起过。（向草婴）还有呢？

草婴：呒没啥来（沪语，没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