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武器与鲁迅的诗意

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收《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往事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藏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里，拿“武库”之有无来表现陈、胡、刘的差异，比喻确是精彩。可是周作人对此说是否可信提出了质疑。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来不参加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11-12页）

周作人把他自己以及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定位于“平常写点稿子”的“客员”，从来没有参加过编辑会议，更不用说独力分担某一期的编辑了。在鲁迅日记里所记同陈独秀的交往，都是些书信往来，那些“来访”“往访”的见面的记载一次也没有，更没有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记载了。或问：是不是在已经失掉的1922年的日记本上有此一类记载呢？这很容易回答：1922年陈独秀是在广州，下半年，《新青年》出满九卷也就停刊了。当然，日记中没有见面的记载，只表明他们没有单独会见过，并不能排除多人聚会（例如共同赴宴之类）时候的相见。这样的见面想来总是有过的吧。

扑朔迷离的编辑会

是不是出席过《新青年》编辑会的事情可以存疑。但是陈独秀极力催促鲁迅写稿却是千真万确的。周作人保存了一批陈独秀给他的信件可以作证。

周作人的《实庵的尺牍》一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第608-613页）汇录了陈独秀写给他的16封信。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里只选入了其中3封。下面据周作人文引用。

1918年12月14日信：“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

1920年2月19日信：

启明兄：五号报（注：指第七卷第五号）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须齐稿，《一个青年的梦》望豫才先生速将全稿译了，交洛声兄寄沪。六号报刊打算做劳动节纪念号，所以不便杂登它种文章，《青年梦》是四幕，大约五号报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同年3月11日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同年7月9日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周作人当即将陈独秀催稿的意思转告鲁迅了。鲁迅很快作出了反应。1920年8月5日鲁迅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记的就是把刚写成的小说《风波》寄给陈独秀了。

同年8月13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注：第八卷第一号）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注：科罗连珂作《玛加尔的梦》），打算印在第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写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同年8月22日信：“《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同年9月28日信：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陈独秀，（1879-1942年），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感谢在押的政治犯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可见他鉴赏的眼光。只是他建议鲁迅将所作小说结集出版，时间还稍早了一点。这时，他还没有写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阿Q正传》。三年之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才出版了。

这以后陈独秀忙于政治活动，他和鲁迅作人的文字之交也就中断了。

1933年3月，鲁迅为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写了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南腔北调集》），其中回忆往事，说：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几个月之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鲁迅对这样一位在押的政治犯公开表示感谢，也有向当局表示一点反对的意思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陈独秀正在狱中。几个月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陈独秀也就获释出狱，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2期上发表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我猜想是应《宇宙风》编者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约稿。文章很短，只有三段。

第一段讲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指出他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但“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他这样说，正好印证了周作人所说的“客员”身份。

第二段讲鲁迅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在民国十六七年（注：1927、1928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注：指创造社太阳社），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先生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第三段谈鲁迅1936年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认为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文章最后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15页）这也就是他对亡友鲁迅最后的评定和怀念，也是最中肯的评价，鲁迅最可宝贵的遗产正是独立思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