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大陆

逃难又开始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次的辗转之后，他将离开这片广袤的大陆，去往一个从未听过的小岛。

1948年年底，白崇禧担任华中军政长官，战事危急中，白先勇由母亲带领，随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立即从中山码头乘船赴汉口。“从上海走的时候，门一关就走了。”75岁的白先勇低着头，轻声说道，“父亲一直在前线。只有我母亲撑在那。”

白家在汉口居住了几个月。学校早已停课，家里仍然为白先勇请来家庭教师，教授国文、英语等课程。“父母的说法就是念书要紧。”战乱之中对于教育的重视似乎是保持个人尊严的方式，但无论怎样，人们也无法挣脱命运对个人设下的圈套。

短暂停留后，一家人再次南下广州。白先勇被送到当地最好的培正小学。但入学两月后，1949年9月，母亲便领着一家人又登上了轮船，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

白先勇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到达香港了。身后的大陆正经历着政权更迭的改天换日。白先勇所熟悉的一切都被“新中国”的气象涂抹成另外的样貌。

落脚香港后，白先勇考入九龙塘小学，进入四年级。五年级没有读完，就跳级到六年级，随后免试进入天主教教会中学喇沙书院。这是一所特别的中学，一方面它由外国神甫开办，课程以英文讲授，作风西化并强调宗教精神；另一面，这所学校的中文老师却更加传统。“中文老师教我们《琵琶行》。还要用广东话背诵，我不会，只能用普通话背。”

教会学校的教育让刚刚进入少年的白先勇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早期家庭教育中的英语课程和父亲一直重视的《四书五经》使白先勇在喇沙书院游刃有余。香港中西合璧的教学对白先勇来说还算适应。

可白家并未就此安定下来，他们面临着又一次迁徙。1949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两个月，白崇禧由海口飞往台北。不久白先勇的母亲也前往台北与丈夫团聚，并于台北松江路安家。

此时的白家经过多年迁徙流散，大家庭早已无法团圆在一处。子女中有人去往美国读书，有人跟随父母定居台湾，而12岁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继续上学。

1952年初，白先勇从香港前往台北与父母团聚。比起战争时期的逃难之旅，这样的团聚充满了温情。相对于上海、南京的繁华，那时的台北显得破旧而衰败。白先勇现在还记得，他家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是石子路。“还住过木板房呢。”白先勇回忆。

那时的台湾处处是各种禁令，左派作家的书籍肯定是无法看到的，但是曾经辗转各地的白先勇早在几年前就熟读过巴金和鲁迅。台北的空气中混杂着战败的失落和反攻大陆的野心，在这种奇异的氛围中，白先勇考入了台北最好的建国中学。

在那里他终于有了一段安定的生活，直到1963年到美国留学。 ★

(文中部分资料参阅刘俊著《情与美》、王玲玲 徐浮明著《最后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