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张枣，1988年2月于成都。

张枣（1962-2010）是这个时代杰出但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诗人。顾彬把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翻译成了德文，他评价张枣：“与其说张枣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20世纪最深奥的诗人。”今天，也许关于他的深奥之处在于，他的缺席对时代来说意味着什么？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W．H．奥顿《悼念叶芝》

我将一遍又一遍牢记这一时间和地点：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北京时间），诗人张枣在静穆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年仅47岁零3个月。

很快，消息开始了飞速的传递；3月9日下午我从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忙乱的下午：我的电脑因突发故障而正在抢修；有关张枣逝世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我的身子也在轻微地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从肺癌发病到身亡），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走，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仅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在某个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曾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他。

奔波于言辞的欢乐之间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在他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凌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了张枣那紧迫的声音。

从这天下午4点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迫切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那时，我们可是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呢），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像夜半人语。我们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秋天的戏剧》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

我们就这样奔波于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奔波于言辞的欢乐之间。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蒲宁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