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大荒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郑加真于2002年7月1日分别给《作家文摘》和《人民政协报》来信，列举《漫忆在北大荒的名人们》一文的5点不实之处，给予批驳和澄清。他特别提出，从1959年《北大荒》创办到1962年底杂志社解散，他始终在《北大荒》工作，后期还是杂志的负责人，杂志社从未借调过名叫徐珣的人。

《作家文摘》报随即刊登郑加真来信，以正视听。未曾想，八年之后，这篇谬误百出胡编乱造的“奇文”又被改了个题目，冠冕堂皇地刊登在《书屋》这样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杂志上。徐珣这样做，也是明知故犯，当年郑加真批评他把“门鲁河”错写成“门泸河”，这次他倒是接受了郑加真的批评，一律写成“门鲁河”了，可见他当时就看到了郑加真的批评文章。但对于郑加真对他的实质性批评，却置若罔闻，继续编造。另外，这次随文刊登的三张照片，也让人啼笑皆非，第一张，所谓“丁玲在门鲁河水电站”，那根本不是丁玲；第二张说明为“本文作者当年与吴祖光（中）左弘（左）合影”，那两位也根本不是吴祖光和左弘。这种为人为文的态度实在太不严肃，既欺骗了编辑，更蒙骗广大读者。

希望借贵报能够对此文的不实内容加以澄清，并对此种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加以批评。（附上2002年7月1日郑加真致《作家文摘》报信）

此致

敬礼

王增如

2010年1月28日

[文章不代表人民网文化频道观点，只代表署名作者的个人意见。]

另附——郑加真信:对《漫忆在‘北大荒’的名人们》一文的质疑

《作家文摘》编辑部并《人民政协报》:

顷见2002年6月14日贵刊第六版刊登的《漫忆在‘北大荒’的名人们》（作者徐珣），发现有多处与事实不符，现列于下，请于补正:

1、文中说:“60年代初，作者借调到《北大荒》杂志。”从1959年底到1962年底杂志社解散，我一直在《北大荒》编辑部工作，后期是负责人。杂志社未曾借调过名叫“徐珣”的人。从文中看出作者是在嫩北农场，该场地处黑龙江省西部，属省属农场。而《北大荒》杂志地处黑龙江东部的虎林县，属中央直属的牡丹江农垦局管理。两者相隔千里，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也不可能借调。

2、文中说“（在《北大荒》杂志）不期遇见了文化大名家丁玲……”60年代初，丁玲作为“右派”下放到汤原农场（地处汤原县），属合江农垦局管理；《北大荒》属牡丹江农垦局管理，也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丁玲没有在《北大荒》杂志工作过。她也没到过《北大荒》杂志。据我所知丁玲于 58年7月来过密山县一次,那是从北京来见王震的,王震当即将她安排在汤原农场,她就去汤原了,也没有到过虎林。不知徐珣怎样见到丁玲的？

3、文中说“农场便将他（指聂绀弩）废物利用，送来看看长篇，那年月，长篇几乎没有人写，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闲事员’。”事实是，聂绀弩在八五0农场“右派队”烧炕不慎，将房子烧着了，背负“右派纵火”的罪名，被投入虎林监狱。后来，其夫人周颖从北京赶来营救出狱，经农垦局同意，将聂调到《北大荒》杂志当一名编外“编辑”，分在小说组帮助看稿,包括长篇小说在内。因此，不存在“场部将其废物利用”之事。当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转业军官中不乏写长篇的人，《北大荒》杂志收到好多业余作者送来的长篇，聂老在小说组除看短篇外,还帮着看长篇，他很忙，决不是“闲事员”。此外,聂老是从北京单身下放来的，其夫人仍在北京，他就住在编辑部,没有家；因此，也不存在“独自在家烧炕”，“周颖去上工了”的情况。

4、文中又说“吴祖光是编辑室的‘补白专家’”。吴祖光是从“右派队”调到牡丹江农垦局话剧团，帮助修改《北大荒人》话剧，从未在《北大荒》编辑室工作过。更谈不上所谓“补白专家”。文中说吴祖光喝醉酒后，“嘱我（指徐珣）代向主编请半天假”。当时，《北大荒》杂志不设主编，设五人领导小组，我是组长。因此，也不存在向主编请假的事。

5、文中还说“丁玲听我调侃嫩北门泸河的旖旎独致的风光”。嫩北农场有一条小河名叫“门鲁河”，不叫“门泸河”。它发源于小兴安岭，流入嫩江。当时，丁玲还顶着“右派”帽子，在汤原农场养鸡队劳动，没有行动自由。从汤原农场到最西部的嫩北农场，少说也有上千里地，又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她根本不可能如文中所说“翌日丁玲果然和我一起来到（嫩北农场）场部”。更难以想像的是，丁玲等“乘着一只小木船，环顾这乌苏里下游‘桃花源’的景观”,也就是说,能从黑龙江省最西部的门鲁河，直达黑龙江最东部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实际二者并无水路相通，而且居然“发现了水下奇迹:一队队大头马哈鱼正胆大无忌地随船而行！”真是奇观。至于后面说的“丁玲掉下了河”被救的事,过去陈明为此辟过谣,很生气……毋需多说了。

总之，这篇千余字的短文，错误很多，请予查正，以正视听。

郑加真 200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