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之二是博古未让他随大军长征，把他留在中央苏区。所谓“扔下瞿秋白就有借刀杀人之意……”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之十，就中央苏区留人问题作了说明:“中央苏区撤退时，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认识不足，以至于各级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陈潭秋、宣传瞿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要负责的。”“我要声明的即这批人留下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博古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苏区还留下一套人马，组成中共中央分局，瞿秋白是其中负责人之一，是中央局负责宣传部门的领导；二是承担责任，这些留下的同志如果有牺牲，自己是有责任的；三是作了声明，把一批干部留下并非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困难和风险，都担负艰巨的任务。从大军长征看，要领导8万人马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可谓前途茫茫，凶吉难卜。从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来看，中央给他们的任务也很艰巨，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中央规定:他们首先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因此，中央留下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红军留下了一批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而且，“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当时留和走都是革命需要，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8万人。留下的干部除工作需要外，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瞿秋白和陈毅留下，除革命工作需要外，还有重病在身的原因。陈毅当时负了重伤，坐骨断了，身上还有许多碎骨，正住院治疗，不能随大军长征；瞿秋白则是身患肺病，发烧咯血；何叔衡年老体弱。他们都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都留下来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他们原准备在适当时机“潜入上海去治病的”。

瞿秋白留下后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担任《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平时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要求、报道战斗中的英勇事迹、鼓舞红军士气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瞿秋白领导下，报纸质量有很大提高。当时，红军秘密转移，报纸掩护尤为重要。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领导能力、文章水平，别人很难替代。瞿秋白留下后，《红色中华》报在他精心领导下，为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报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但不报道红军行动情况。他带病坚持每周出二至三期，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红色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瞿秋白、何叔衡不幸牺牲，延安整风时，有人责怪博古不该把他们留下，还有个别人认为博古有意留下他们让敌人杀害。《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的观点就是从那里搬来的。1937年春，朱德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的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来未走。”这也表明留和走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然而，好端端的一件事，怎么搁到博古身上，就成了他搞宗派主义的错误了呢？

历史证明:“红军长征时留下来不少领导干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留下后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不幸在斗争中被捕牺牲，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罪恶，怎么能栽到博古头上呢？

《三个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认为瞿秋白牺牲是由于博古有意未让他跟随大军长征。博古是这样的人吗？博古犯过错误，他忠实地教条地执行王明路线，即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外国人，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但博古“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不能因为博古历史上犯过错误，就什么都往他头上栽。

博古是一个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革命者，有高度党性和原则性的人。略举几个例子便可证明: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时博古才18岁，是苏州学联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召开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当时他身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表现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感情。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块银元。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在延安整风时讲述的大意）。博古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服从党的安排，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表明，他不考虑个人安危，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