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与士大夫式的飘然，那是老一代学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来名声大振，朱德熙颇为得意，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乐。其实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这位老同学，从朱德熙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学问，但并不都认可他的所有观点。两人讨论的问题很广，有时是很专业的东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数封，都是难得的资料。比如在“文革”期间，汪氏给朱德熙的信件没有一点时代投影，倒像是民国文人的文字，颇为好玩。1973年1月4日，他写道：

《战国文字研究》收到。这回我倒是读得很有兴趣，虽然还未读完。我觉得逻辑很严谨，文体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问我，古代文人搽脸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这跟马王堆老太太的随葬品有点什么关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催眠，卷二“谷类·稻”(一四六页)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许不言何粉，大郑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为糵尔，非别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肤悦泽……”看来，说中国古代(汉以前？)妇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种油脂或草木的“泽”合着粉而涂在脸上，非为后来似的用粉扑子扑上去)，是不错的。沈公有次说中国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据。蛤蜊这玩意本来是很不普遍的。记不清是《梦溪笔谈》还是《容斋随笔》里有一条，北人庖馔，惯用油炸，有馈蛤蜊一篚，大师傅亦以油(连壳)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岂能广远？蛤粉后世唯中药店有卖，大概有止泻的作用，搽脸则似乎无论大家小户悉用铅粉了。铅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赋》已有“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李善注：“铅华，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览》果木门·荔枝条，引后汉书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谓“胡粉”，我想乃是铅粉。不过这是想当然耳，还没有查到文献根据。以上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用处。

在许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据与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这种能力比大学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点随意，乃读书得间所致。他觉得学问要有点趣味，思想是该在趣味中进行的。可是那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在学问上显得干瘪，把丰富的东西窄化，有趣的东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这本书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你如没看过，等资料室登记落账后我即借出寄来给你。如已看过或北大有这本书，那就算了。

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比如：“没有读物，全凭着演绎式的国音教学法来教是——多数人学不会的，就是有少数的特别脑子的人这么样学会了它，他没有书报刊，他学它干嘛？”(序)你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写文章呢？现在多提倡这样的文风啊，比如：“这样长的文章，谁看？”多好！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

在“文革”的环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风，与时代的距离殊远，透露出对流行的文化的厌恶。他身在“样板团”，却知道那里的问题。也知道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出了问题。“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连表达都不会了。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知识界，就更为可怕。大学教授在八股的写作中时，思想界就真的无智无趣了。而实际的情况真的这样，他和友人交流中的忧虑，看出与时代的疏离。身在此地，心却高远，寄存在别一世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这位老友的价值，他也许是赞佩汪氏的观点吧。语言学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的。王力、吕叔湘都是好的文学家。后来搞文学与搞语言的分得太清，彼此都有点隔膜了。倒是张中行这样的人，把文史哲打通，境界大开，使人为之一振。学问的深与趣味的真，连为一体，妙意摇曳，多有闪光，那是汪曾祺也自叹弗如的。（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