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和爱因斯坦聊天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