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是一个天才演讲家，机智的评论家和自由的捍卫者。然而，他十四年来录下的那些信件实在让人觉得品位低下。”7月15日，《泰晤士报》的专栏作者A·N·威尔逊如是评价以赛亚·伯林（1909-1997）这位20世纪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十四年来录下的信件”是指伯林的遗嘱执行人亨利·哈代负责编辑的关于伯林由1946-1960年间记录下来的信件。

自1949年起，伯林便开始用录音电话口述信件，记录的大都是他在美国各地做的演讲以及和同事之间产生的小摩擦。这些书信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趋炎附势的伯林。整卷书信让读者感到非常压抑，尽管这并非编辑的初衷。

在伯林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描述他参加的一个宴会:“宴会上有王太后，女高音玛利亚·卡拉丝，罗斯伯里夫人，安东尼先生，大卫·韦伯斯特先生和哈伍德先生一家。我坐在王太后和罗斯伯里夫人身边，非常惬意。”

正如小说《故园风雨后》里的山姆格拉斯一样，伯林是个光彩照人的交际能手，常常在富人的餐桌上侃侃而谈。他在光鲜世故而视野狭窄的人堆里游刃有余。这些人也对他阐述的任何想法相当信服。

伯林也在书信里表现出他对同事失败时的幸灾乐祸:“我很少能够像参加特罗维·罗珀的就职演说那样享受一件事情，它真是有趣极了，但最搞笑的还是前期准备。他希望伦敦有权有势的人，如菲尔诺勋爵等来参加他的就职演说……他为这些名流留出了四排空位，但结果却只看到了年迈的大学教师和白发苍苍的女士们坐在这些本为伦敦贵客们预留的席位上。”

2009年5月，在同样是哈代编辑出版的伯林印象集《以赛亚之书》里，诺埃尔·安南写道:“他从来都不是卑鄙或恶毒的一类人。”然而，伯林的信件却一次次出卖了这样的评价。

对于伯林而言，博拉和大卫·塞西尔可以算作他最亲密的朋友了，但伯林在和美国学者通信时，却迫不及待地批判他们的作品。并对美国一位朋友说他觉得博拉“相当市侩、无趣”。

在这卷信集中，最显荒唐的要数他写给安娜·卡里恩的信。在那封信里，他强烈地捍卫自己的名誉。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卡里恩邀请伯林为电台录制以欧洲思想家为主题的长达八小时的自发性脱稿演讲。为了配合节目宣传，《广播时代》刊登了一则广告，里面提到了“伯林的健谈广为人知”。

这则原是赞美的广告，在伯林眼中却是“让人反感”的。他大发雷霆:“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刊登出来。《广播时代》可从未这样评价过阿兰·帕西·琼斯，大卫·塞西尔或史蒂芬·斯彭德……”

伯林究竟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难道当他看到自己的健谈“广为人知”，开始意识到他除此之外一无是处？还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把才华一点一滴地在餐桌交谈中挥霍掉了？

对于这本花一个星期就能读完，但却耗费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十四年光阴完成的书信，有读者发出不同于A·N·威尔逊的声音。

他们认为威尔逊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而伯林自幼便流落他乡，“伯林的行为举止，其实正如人们所说的，反映出他是‘在异国土地上的流放者’。”因此，认为伯林“恶毒，自负”乃至“趋炎附势”，只会显得威尔逊“太狭隘了，根本没有历史想像力”。

就连哈代也认为威尔逊对伯林的评价“奇怪而任性”。“当然，伯林不是圣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得到一个更深思熟虑、客观公正的评价。”

或许，伯林自己已经料想到了这点，才会如此喜欢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临终遗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