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9年:“文化热”和黄金阅读时代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文学流派”、“文化热”

◆代表作:“茅盾文学奖”系列作品、“文化热”丛书

在1980年代，不要说金庸和琼瑶大行其道，社会各阶层订阅《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文化期刊的个人也不在少数。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文学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以及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无不成为当年甚至持续几年的畅销书籍。

今天的新生代对于20世纪80年代缺乏想象力，原因在于当时与当下社会的巨大反差。那时，文坛打破了1970年代政治压制下的“文化禁忌”，在开放的天地中迅速成长，严肃文学涌现出一批厚重大气的作品，纯文学领域衍生出了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由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架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都比较相似，有分量的佳作一经问世，举国上下都竞相阅读，共同讨论；大城市的书店即将出售一部好书，夜半三更就有人排长队抢购；文学期刊登载了一篇力作，立刻会受到读者的追捧，订数直线上升，甚至脱销。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莫言的《红高粱》，以及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的朦胧诗和抒情诗，都成了1980年代国人共有的阅读记忆。

当年，作家们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入作品中，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并通过逻辑思维和语言艺术，折射古老的东方民族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重获生机的心路历程。其间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创造的欢欣，是一般外人难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处于社会复杂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谬”与残损，或反思以往流行的价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与问题，或展示“耕作者”和“知识者”在当代的不同命运，或解剖各色人等的心性结构与生存方式……总之，人们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生活道路，文学作为“回应”，也必然有了更为开阔的思想艺术空间，孕育了并非“被规范”而是多种样态并存的可能性。

在那个抒情的年代，写诗是一件流行、风雅而又高尚的事情，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会有诗社，《诗刊》、《星星》等诗刊杂志非常抢手。很多年轻人都有精美的笔记本，专门用来誊抄喜爱的诗歌。当时人们还流行写信，很多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信中都会摘录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经典的句子。不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喜爱诗歌，当时的厂矿、部队、医院……各行各业都以爱诗为荣。

“文化热”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代表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与弘扬。

在此期间，各色各样的理论思潮先后登场，各领风骚。“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都曾席卷读书界，令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为之疯狂。最令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奥义深涩的西方哲学著作，也会在中青年大众读者中被广泛阅读。可以说，在整个1980年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充分体验到了被肯定、被尊重和被追慕的愉悦，科研工作者也是如此。对于当时正值壮年的许多人来说，失去了1980年代，就如同失去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间翻到1990年代，一切不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