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规定来看,熊十力的科学真理主要是从客观性、对象性、经验性、相对性、认知性以及规律性的角度来把握的,这当然都是从哲学角度给科学真理所下的定义,但这一定义确实揭示了科学真理的一般性特征;而所有这些特征,又都是从科学与玄学之基本区别的角度提出的。直到今天,这些规定仍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熊十力看来,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虽然都具有其真理性,但它们却不能“同为真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本身就存在于人之精神世界的不同层面;从超越的层面看,所有的科学真理必须以玄学真理为归,这也就是由实然的“分殊”走向超越的“理一”;而从具体的经验世界来看,则玄学真理又必须落实于经验世界、落实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从而又表现为事物发生发展的具体法则,这又是从超越的“理一”走向具体之“分殊”的过程。自然,这也就进入到科学真理的范围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熊十力对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关系的这一论述中,其所谓科学固然直接源自西方,也确实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但其所谓玄学,却并不仅仅是指西方的玄学,而主要是指儒家所一贯坚持的道德理性。这样一来,其对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关系的探讨,实际上也就不仅仅是在讨论科学与玄学的关系,而且也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甚至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如何弃旧图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讨论的玄学,也就不仅仅是程朱的天理、阳明的良知,而首先是儒家道德理性的总称;而其所讨论的科学,也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而且同时也包含着程朱一系的格物穷理之学。具体说来,熊十力也正是要通过对程朱格物穷理之学与阳明致良知之学的融合会通,以实现对科学与玄学的双向肯定,并通过朱子与阳明的会通,以实现玄学向科学、道德理性向现代科学的转化。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借助朱子与阳明的关系探讨过致良知与格物穷理之学的双向会通问题(参见《十力语要》卷一,《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120页);到了40年代的《读经示要》中,他就更为系统地讨论了二者的双向统一关系:

如不能致良知,而言即物穷理,则是徒事知识,而失却头脑,谓之支离可也。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依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是良知之发用。……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此格物也。皆良知之发用也。总之,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夫何支离之有乎?(《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 669页)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在讨论朱子的即物穷理之学与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如何会通的问题,但其具体关怀则既不仅仅是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不仅仅是阳明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而是从传统的“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直接走向了“科学实验室”,走向了“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而所有这些认识,说到底又不过是“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而已。很明显,熊十力始终是一个儒者,并且也从来没有放弃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但他却能够通过主体精神的挺立,具体而又生动地将传统的道德理性扩充、推广于科学认知之间了。在当前民族性与时代性交错纷呈的背景下,熊十力的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如何坚持民族传统、如何在坚持民族传统基础上展开适应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化追求与科学认知精神,也就具有了启示意义。

丁为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