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上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听到他们说明来意后，谭震林笑着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详细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订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对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谭震林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三个小时。

10月下旬，谭震林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追述了毛泽东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收到谭震林的稿件后，《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对此文有很大的争议，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因为主管宣传的中央常委汪东兴，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这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派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了修改稿，还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同谭老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万一谭老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专门转达杂志社的意见。他们告诉谭震林：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谭震林沉思片刻后，断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他已经有些着急上火了：“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谭震林指出：“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临别时，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熊复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曾作过检讨：“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五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